梁美儀教授：通識教育與教育理想的追求

認識張燦輝教授轉眼已快半個世紀，而與他共事，一同為通識教育事業奮鬥亦超過20年。今天蒙他囑咐為他的通識教育論文集作序，既感榮幸，也感觸良多。

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於1963年，至今未及一個甲子，算不上歷史悠久；然而大學自創校以來，通識教育即為體現中文大學獨特性的其中一個關鍵。

在大學成立首6年的報告書中，創校校長李卓敏教授清楚指出中文大學要界定自身的特質，以及規劃自己的學術道路，而大學其中一個重要使命，就是要發展學生的領袖才能，讓學生在專科教育以外接受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

自由教育落實為以人文和基礎科學為主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為人人所應有，因此應包括於全部學生各年級的教育計劃中」^[1]。這個包括全部學生的教育計劃，後來就被稱為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

提倡通識一股教育逆流

通識教育作為高等教育課程概念，在19世紀20年代末已在美國提出，兩個世紀來經歷了不少高峰與低谷。在美國，通識教育發展史上有過三次所謂通識教育運動，不過至今無論在理念的定義、教育的內容，以至人才培養的模式各方面，都還沒有統一的共識。

1977年，美國卡耐基基金會在有關大學課程的報告中指出，「沒有一個課程概念像通識教育一樣成為美國大學悉力建設的重心，也沒有一個概念像它那樣難以達到共識和得到理解。」^[2]到今天，努力於建設通識教育的已不限於美國大學，但對通識的理解，尤其是怎樣才是好的、有效的通識教育，還是人言人殊。

通識教育的定義之所以莫衷一是，主要原因是它本身並不是一個有確定內容的學門。19世紀美國大學教育性質出現巨大轉變，傳統博雅教育受到德國研究型大學模式的衝擊，課程走向精專的學科研究；與此同時，由於社會發展所需，在聯邦政府支持下，又出現了一批以職業為導向、開設實用學科的州立大學。

精專研究與職業導向兩個發展的方向雖然不盡相同，但兩者都令大學體制相應轉變，專科院系成為大學教研制度依託的骨幹。提倡學生在專科學習外要修讀通識教育，可以說是現代大學教育發展大趨勢中的一股逆流。

雖然在上世紀20、30年代，美國頂尖學府如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等先後建立通識教育課程，一般大學亦相繼開辦，可是各大學的通識教育形式各異，實施的必要性和成效亦備受關注，引起廣泛討論。雖然它得到不少教育家極力提倡，甚至聲稱通識教育應在大學教育中擁有中心地位^[3]。

事實上，精專才是大部分大學和教授的核心關注，通識教育不過是「新校長、雄心勃勃的院長和善意的人文主義者的喜愛的話題⋯⋯作為對自由學習理念象徵性的支持。」^[4]上述卡耐基基金會的報告就稱通識教育是「身處困境中的理念」（an idea in distress）^[5]，更說「如果大學不能界定通識教育的目的、不能說明學生從學習中如何得益、和不能開設有效的通識課程，他們就應該認真乾脆考慮把它取消。」^[6]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問，通識教育為什麼還可以存在？它的存在有什麼意義？

中大創校校長李卓敏教授（站立者）清楚指出中文大學要界定自身的特質，以及規劃自己的學術道路。（香港中文大學圖片）

建立學生尊嚴承擔同類責任

通識教育的存在理由可從它唯一的、廣為接納的定義去理解：通識教育是非專業性、非職業性的教育。這個反面定義，說明通識教育是因應專科教育的欠缺或不足而出現。精專學習使學生對某一學門的知識有較深入的理解，但這是不是就大學教育的全部？

哈佛大學在1945年著名的《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報告書（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Report of the Committee）中批評，着重特殊技術和才能發展的課程，既未能觸及人作為一個個體的情感經驗，也不能造就人作為群體的實踐經驗；而通識教育則恰恰要建立在對人尊嚴的信念和人對同類的責任承擔的基礎之上。^[7]

如果我們綜合不同論者對通識教育正面特質的論述，例如「對所有人的教育」、一種「大學理念」、「教育理念」、培養「健全的人」、「有教養的人」^[8]等等，就可看見五花八門的論述背後，共同的指向是教育不應該只是專門知識或技術的傳授，而應該有更高遠的理想，就是人的培育。

至於對培育怎樣的人和培育的方法和形式應該怎樣，不同院校可以有不同的演繹。中文大學成立之際，提出所有學生要在專業教育外學習博雅教育，就是把學生品質的培養和對社會文化責任的承擔作為香港中文大學的教育使命，而且這使命並不單來自西方的大學傳統：教育是育人的理念在中國文化中也源遠流長。^[9]

兼具東西文化秉持人文精神

燦輝教授是一位對大學教育充滿理想與熱情的學者。他投身通識教育，一方面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多才多藝、興趣廣泛的現代「文藝復興人」；而更重要的是，他自始至終都堅持教育是人的教育：教授知識和技術固然重要，但教育的中心應是人本身，而且是活在具體的文化世界中的人。

學問是分科的，但人在世界的存在是整全的；分門別類的知識可以幫助我們分析整理人類經驗的某些面向，但只有體現人文理念的通識教育才能豐富學生對生命的了解。燦輝教授並不反對專才或專業教育，他只是認為專才和技術培育應有廣闊、博雅形式的人文主義教育作為基礎。

張燦輝教授的教育理想主義並不僅僅建立在書本知識上，他更從自身存在的具體文化世界中汲取養分去建構這理想。身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的哲學系本科生，他一方面總結自己修讀崇基學院「綜合基本課程」（Integrated Basic Studies〔IBS〕，由沈宣仁教授設計的通識課程）的經驗和得着，同時反思哲學系唐君毅先生新儒家理念中有關人的學問與人的存在等問題，整合為一種兼具西方自由教育傳統與中國人文精神的通識理念。

在2003年通識教育的全面檢討中，他提出以人類知性關懷的四個面向來統整當時約200科的通識教育科目為四範圍。使學生在每範圍修讀最少一個學科後，對每一個知性面向都有所涉獵和思考。

曾與多地交流建設通識文化

燦輝教授又非常注意香港及香港以外，包括美國、台灣、中國大陸等各地大學的通識教育發展。除了不時和各大學的通識教育學者交流外，他在2006和2007年領導了包括我在內的團隊分別探訪中國與美國的重點大學，以實地考察和訪談的形式較全面地了解各大學通識教育課程的構思、管理和操作。

當時我們正為中文大學重回四年制增加六個學分的通識課程作準備，希望在分布選修的四範圍外，加上一個所有學生共同必修的核心課程，以閱讀中外經典引領學生認識和思考不同文化中的人文與科學的大課題。探訪充實了我們對建設核心課程細節的理解，在往後訂立經典教材的選定標準、確立小班授課模式、建立教師團隊等等環節上，都提供了寶貴的參考素材，大大影響了新課程的建構。

燦輝教授同時強調於校園內外建立通識文化的重要性。面對大學師生和公眾的「通識沙龍」、推廣閱讀文化的「讀書會」，以及以參與通識教學的老師和管理人員為對象的「通識午餐聚會」，亦在他作為通識教育主任的任內推出，一直延續至今。

終結建設心得有利推動通識

歷史上通識教育的起落，除了從事通識教育人員的努力外，亦和政府、大學領導層、校內師生社群以至社會大眾怎樣理解大學教育的目的和通識教育的意義有關。今天香港社會上對通識教育有各種各樣不同看法以至誤解，燦輝教授將他多年來從事通識教育建設的反思和心得結集成文，從教育理想的高度論證通識教育的意義，是十分適時的。

他對通識教育的討論，是以他對中西文化和哲學思想廣泛的涉獵和洞見為基礎，結合了他對香港特殊歷史文化脈絡的經驗和掌握，豐富了建設通識教育的想像；而他對推動通識教育方方面面的貢獻，在本書中亦得以印證。最後，本書收集的論文，也可為討論通識教育應有的價值和探討未來發展路向提供紮實的論據和起點，希望大家細讀後，能引起新一輪的對通識教育作為人的教育的討論和關注。

註：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First Six Years 1963–1969: The Vice Chancellor’s Repor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69), 6.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Mission of the College Curriculum: A Contemporary Review with Suggestions (San Francisco: Jossy-Bass Publishers, 1977), 164.
1982年，曾任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首任校長和加利福尼亞大學系統主席的克拉克‧克爾（Clark Kerr）訪問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即作了一次題為”The Centrality of General Education”的演講。C.Kerr, The Centrality of General Education (Hong Kong: Chung Chi College,1982).
F. Rudolph, Curriculum: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Undergraduate Course of Study Since 1636 (San Francisco: Jossy-Bass Publishers, 1977).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Mission of the College Curriculum: A Contemporary Review with Suggestions, 164–185. 報告書第八章的標題就是”General Education: An Idea in Distress”。
同上註，頁184–185。
Committee on the Objectives of a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vii, 46, 51.
李曼麗：《通識教育──一種大學教育觀》（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頁 13–17；龐海芍：《通識教育：困境與希望》（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9），頁23–35。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First Six Years 1963–1969: The Vice Chancellor’s Report,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