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香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人們首先會想到中共對香港的政策，想到一國兩制方針的制定與實踐。這些無疑是值得重彩濃墨、大書特書的事情。但是，不少人並不知道，香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其實源遠流長，中國共產黨百年發展的每個階段都和香港有關聯。本文側重從歷史角度，簡略回顧香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
香港最早的中國共產黨組織
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馬克思主義的書報、雜誌已較多被翻譯介紹到中國來。1920至1921年，3位香港年輕人林昌熾（林君蔚）、張仁道、李義寳集資出版了一份不定期刊物《真善美》，介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其中林昌熾是香港政府視學官，張仁道是皇仁書院畢業生，李義寳是蒙養小學教師。
1920年12月，陳獨秀由上海坐船南下廣州途經香港，停泊在香港碼頭。林昌熾三人特意攜帶《真善美》刊物上船與陳獨秀會面。陳獨秀閱後，對他們倍加讚賞，鼓勵他們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後來，他們在跑馬地黃泥涌蒙養小學李義寳家中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
1923年，李義寶到廣州，通過新學生社找到共產主義青年團。回港後，就在香港建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李義寶被選為支部書記。不久，林昌熾接替，李義寶專門搞工人運動。之後，香港中共黨小組成立，有李義寶、張仁道、林昌熾三人，其中林昌熾是候補黨員。這是香港最早的黨組織。不過當時黨團不分，都在李義寶家中開會。黨小組只是在討論工運問題或共產黨時出現。討論學生運動問題時，又是以團的名義出現。
香港工人運動培養的中共黨員骨幹
20世紀初，在香港發生了兩次大規模的工人運動。一次是1922年的香港海員大罷工，一次是1925至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此後，工人運動在香港仍繼續發展。香港的工人運動為中國共產黨鍛鍊和培養了一批黨員骨幹，林偉民、蘇兆徵、陳郁、曾生是他們的傑出代表。
林偉民和蘇兆徵曾帶頭發起香港海員大罷工。海員大罷工以後，林偉民和蘇兆徵先後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林偉民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蘇兆徵在省港大罷工時被推選為罷工委員會委員長兼財政委員會委員長。他們是早期中國工人運動的傑出領導者。
陳郁先後參加過香港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於省港大罷工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初，他擔任中華全國海員工會主席，1928年任中共香港市委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歷任燃料工業部部長、煤炭工業部部長、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省省長、中南局第三書記。
曾生也是中共黨史上一位有影響的人物。20世紀30年代，他曾在香港從事工人運動，擔任過中共香港海員工委書記。抗戰時期，他是華南地區規模最大的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的司令員。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過交通部部長。
廣東省委在港活動
1927年4月15日，廣州發生四一五反革命政變。蔣介石在廣州展開「清黨」行動，大肆搜捕共產黨員，知名共產黨人蕭楚女等被殺害。作為中共廣東省領導機關的中共廣東區委立即遷往香港。同年八七會議後，根據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第一屆中共廣東省委正式在香港成立，張太雷出任省委書記兼中央南方局書記。
在整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廣東省委的名稱幾經變更，但領導機關一直設在香港。香港也就成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廣東甚至華南地區革命鬥爭的指揮中心。
廣東省委曾在香港召開多次重要會議。1927年10月15日，中共廣東省委和中共中央南方局聯席會議在香港召開。張太雷就八一南昌起義的經過、失敗原因及其出路做報告，會議通過了《最近工作綱領》和組織問題、宣傳問題、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等多項決議案。1928年1月1日至5日，廣東省委在香港召開全體會議。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是總結廣州起義失敗的經驗教訓，確定廣東黨組織今後的任務和鬥爭策略。
廣東省委一直以香港、廣州、汕頭作為開展工人運動的重心。在香港成立了由省委領導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南方辦事處和香港海員工委等專門領導工運的機構。1930年8月，在中共領導的香港工人代表會的組織發動下，香港建築業工人舉行同盟罷工，要求加薪、改善待遇和工作條件，參加罷工的建築業工人達5萬人。
1930年秋冬，在南方局和廣東省委的支持下，中共中央開闢了一條由上海—香港—汕頭—大埔—青溪—永定進入中央蘇區的秘密交通線。廣東省委選派了一批得力幹部負責交通工作，成功地護送200多位重要領導幹部通過這條交通線進入中央蘇區，其中有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葉劍英、陳雲、博古、任弼時等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領導人。這條交通線一直堅持到1934年中央紅軍開始長征。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後，在中共香港市委指導下，香港成立了「香港民眾抗日會」。1937年，中共領導的香港海員工人組織「餘閒樂社」開展的抗日救亡運動搞得轟轟烈烈，人數發展到1.7萬餘人。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共中央派遣廖承志在香港開設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並參與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開展工作。辦事處成立後，接收了大量捐贈物資。1938年冬，辦事處收到藥品和醫療器械130箱，運至桂林八路軍辦事處，再轉運到延安。
1939年10月，辦事處收到南美華僑捐贈的西藥及東南亞華僑捐贈的卡車和轎車。辦事處還印刷《華僑通訊》，向海外華僑報道國內抗戰的消息。不少華僑青年通過辦事處安排，回國加入八路軍或新四軍。辦事處亦曾組織汽車司機和醫務人員回國參加抗戰。1939年1月，「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在辦事處的幫助和指導下成立，半年內建立許多分團和工作隊，共有成員500多人。
中共與香港抗日游擊隊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是香港抗戰的中流砥柱。日軍進攻香港，英軍抵抗18天就投降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成為香港淪陷期間唯一一支成建制，由始至終堅持抗戰的武裝力量。
港九大隊以游擊戰方式四處打擊和牽制日軍，共計斃傷日軍100餘名，斃傷漢奸、偽警及敵方間諜等70餘名，俘虜、受降日偽軍600餘名；擊沉日軍船隻4艘，炸毀日軍飛機1架；繳獲長短槍支550餘支、機槍60餘挺、炮6門、車船40餘輛，以及大批彈藥。港九大隊參與營救盟軍飛行員，並且多次協助盟軍獲取日軍情報。日佔期間，港九大隊有115名戰士為保衛香港而犧牲。
港九大隊的抗戰歷史中，有許多生動的事例體現中國共產黨與港人魚水交融的關係。1943年5月某夜，大嶼山中隊隊長劉春祥帶領6名班排骨幹及船工等一行12人，從大嶼山東涌駕駛帆船向龍鼓灘進發，準備開闢新的工作地區。船行至龍鼓洲、沙洲海域，突然遭遇兩艘日軍武裝巡邏艇襲擊，雙方激戰數小時，帆船終被擊沉，劉春祥等7名指戰員殉難，船家梁克夫婦和二女一子也壯烈犧牲。梁克全家捨棄身家性命支持港九大隊抗戰的事跡感天動地。
戰後中共在港活動
二戰後，英國殖民統治者重回香港。由於抗戰時期中共與英國曾經有良好的合作關係，戰後初期英國允許中共在香港保持某種程度的「合法存在」。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以香港為中心開展城市工作，香港迅即成為中共和民主黨派在南方最重要的活動基地。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後，中共更加重視利用香港開展工作，建立香港分局管轄南方多個省份及港澳的工作。
對中共來說，這時期的香港有多重功能：包括反內戰、反獨裁的文化宣傳陣地；民主黨派及其領袖的避難場所和東山再起之地；以及解放戰爭的後勤保障基地之一。到了解放戰爭後期，香港成為新政協運動的中心，各民主黨派在香港召集會議，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號召，推動新政協的召開。同時，在中共的護送之下，大批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分批秘密北上參與新政協籌備工作，為新中國的建立作出了貢獻。
興辦學校也是戰後中共在香港的文化工作之一。1946年10月10日中共和民主人士在香港合作創辦的大學達德學院宣告成立，抗日將領蔡廷鍇將軍借出自己在屯門新墟的別墅作為校址。達德學院創辦者的教育理想是以自由研究的精神，融合世界文化潮流，闡揚民族歷史光輝，創辦一所新型民主大學。達德學院規模細小，卻聚集了許多高素質的學者。該校先後培育了千餘名學生，他們為新中國的建立和後來國家的改革開放作出了特別的貢獻。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由於新的國家政權的吸引力、感召力，加上中共地下黨組織做工作，原國民政府駐港機構紛紛宣布起義，歸附新中國。
1949年至1950年上半年，先後參加起義的有中航、央航、招商局、九龍關、中植油廠、資委會、原交通部港九材料購運處、粵漢鐵路香港辦事處、中國銀行香港分行、交通銀行香港分行、中國保險公司、中信總局、中央信託局香港分局、中國農民銀行香港分行、郵政儲金匯業局香港分局、廣東省銀行香港分行、廣西銀行香港分行、福建省銀行香港分行、中國石油公司香港分公司、中國紡織公司香港辦事處、廣西航業公司桂海輪、香港中國電信局、台灣糖業公司、大成公司等20多家單位。
這些機構起義以後，大量飛機、輪船、其他資產和人才返回內地，促進了新中國的經濟建設。
中共與新中國對港政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一貫立場是：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不承認帝國主義強加的3個不平等條約，主張在適當時機通過談判解決這一問題，未解決前暫時維持現狀。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方針政策有其歷史淵源。早在土地革命時期，中共主要領導人就曾到過香港，利用香港開展革命工作，對香港的特殊作用就已經有所認識。1927年10月，周恩來曾在九龍油麻地廣東道養病，並參加當時在港的中共廣東省委召開的研究廣州起義的會議。1928年3月中旬至4月中旬，周恩來前往香港，主持召開廣東省委擴大會議，糾正李立三對廣州起義所作的錯誤結論和懲辦做法。1929年和1930年，鄧小平曾兩次到過香港，並與黨內同志開會討論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是香港經濟起飛、繁榮穩定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對香港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從實際出發，尊重歷史，維持現狀，政治上維持香港的穩定，經濟上給予大力支持。
1949年10月解放軍抵達廣東之後，中國政府為避免糾紛，毛澤東、周恩來下令野戰軍不得越過羅湖以北40公里的樟木頭一線，另派保安部隊維持邊界治安。
東江水供港、三趟快車是中國政府從經濟上支持香港發展的典型事例。
為解決香港淡水資源嚴重短缺的問題，應香港愛國社團和英國政府的請求，1963年周恩來總理下令修築東江—深圳供水工程，並在國家遭受自然災害、經濟尚未復興的情況下，撥款3800萬元人民幣，確保首期工程順利進行。香港大部分淡水一直依靠內地供應。以1997年為例，內地輸往香港的水量為7.5億立方米，佔當年香港耗水量（9.13億立方米）的82%。
為了解決供應港澳鮮活商品運輸中的困難，從1962年開始，鐵道部和外經貿部安排了751、753、755三趟供應港澳冷凍商品快運貨物列車，開往深圳，再將貨物運往香港。除農曆正月初一以外，一年364天，天天按時運送。內地物美價廉食品穩定均衡的供應，加上香港政府的公共房屋政策等措施，使得香港的通貨膨脹率和勞動力成本低於西方工業發達國家，提升了香港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中共與「一國兩制」方針的制定
隨着1997年日益臨近，解決香港前途的問題被提上了日程。從1979年開始，中國領導人先後在不同場合表示要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並提出了一國兩制首先在香港實施的設想。
1982年，中國共產黨根據一國兩制的原則，擬定了解決香港問題的12條方針政策，體現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
中國共產黨制定的「一國兩制」方針，是世界歷史上的偉大創舉，是保障香港順利回歸和回歸後繼續繁榮發展的關鍵。
原刊於《紫荊雜誌》，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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