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華先生日前公開說，通識教育科他是始作俑者，但完全失敗。這個高中必修科一直以來都備受爭議，不少人認為它是有強烈政治立場的老師向學生洗腦的陣地。在教育效果上，連學究天人的數學大師丘成桐也認為通識科使到學生「通通不識」，是一個大災難。究竟此科應否繼續保留？又或值不值得把它視為必修科？
從教育意義上看，此科不可能毫無貢獻，有些學生也許可通過它而更能慎思明辨。不過，它佔據了大量的教學與學習時間，以致中學其他學科並無足夠時間學習，最明顯的是至關重要的歷史科尚未能成為高中必修科，又或香港中學的數理課程大幅削減，學生將來訓練不足，很難應付科技新時代的需求。所以我們必須以成本效益的角度去看看投放這麼多資源與學習時間搞通識科是否不值得。
老師易在選教材時偏頗
至於部分年輕人激進化或喪失民族身份認同，通識科也不可能是唯一原因，網上的仇恨言論或許影響更大。但疑問尚在，通識科會否是推波助瀾的「幫兇」？
我對通識教育這概念不但不反對，還大力支持。我自己的學習道路上，便曾在通識教育的大本營芝加哥大學接受過最優質的通識教育。但芝大或香港各大學的通識課程與中學的通識科又完全不是同一回事。高中的通識科教學的自由度很大，會否走了樣，與原意不符？社會中人對此有強烈的質疑，包括對某些老師能否在課室中持平教學，不少人都毫無信心，畢竟中學與大學不同，在大學中，學生思想成熟得多，大學教授各自堅持自己的學術意見，舉世皆然，但這對中學生並不一定恰當。近日不斷有人揭發個別學校的通識老師取態偏頗，連領導香港通識科考試的委員會主席也被發現發表仇警的極端言論，家長的不放心，或是懷疑這只是冰山的一角，已不是避重就輕的說句老師都是專業的便可化解。
還有，通識科不少內容都沒有合適課本，教材的取捨便啟人疑竇。教協在這方面做過不少工夫，但教協的形象卻有強烈的政治取向，這在立法會其代表的表現中已表露無遺。不可能所有老師都政治上腦，但從已揭發的多個案例看來，不承認有個別老師有在選教材時塞進自己的意識形態，只是自欺欺人！
另一個問題是中學教通識，會否是未學行先學走？舉個例子，通識六大單元中有一個是探討全球化帶來的影響與回應。天呀！這是學術界中極前沿的研究項目，我們都只是在摸索中，整個香港也找不出多少個專家，沒有充足的知識與理論基礎，便要應付這麼複雜的問題，是浮誇的學習，不如把時間留給適合中學的基礎學科。
教育局有官員反駁董建華的看法，認為沒有證據表明通識科使學生激進化。這位官員可能是虛假的自信，但也許是因為她讀過趙永佳教授團隊的研究報告。我也曾把趙教授去年在《港澳研究》發表的大文找來一讀。
趙永佳團隊研究有缺失
趙永佳團隊的論文是嚴肅的學術著作，我讀後卻發覺其計量方法很有商榷的必要，其結論不見得站得住腳。篇幅所限，我只集中在通識有無使學生激進化這一單一議題上。團隊對近3000名學生發出問卷，根據學生回應把他們分為兩大類︰喜歡通識的和不喜歡的。團隊接着用計量經濟學中多元回歸分析法試圖找出18個因素中哪一個對學生的政治取向有影響。這些因素中除了上述的是否喜歡通識科外，尚有「政治及社會議題的興趣」、「學生在政治上的自我概念」等等。他們的結論可作如下表述︰在其他因素不變或相同的條件下，對通識科的興趣未見到有影響政治取向。
團隊也認同，用對通識有無興趣去量度通識的效力，並不理想。這的確是文不對題，但就算我們接受這方法，更大的缺失還在後面。第一，把學生簡單分成兩類，等於是忽視了大量有用信息，例如我們再難知道學生對通識的喜愛強度。在計量經濟學中這稱為「虛擬變量」（Dummy Variable），是逼不得已才用的方法，因為它會削弱我們量度出真實效應的能力。第二，把對通識是否有興趣這一變量與其他大量互相有關的變量同放一起，未經回歸分析也可預知不易找出真相。舉個例子說明這技術問題︰假設我們要驗證喜歡甜食是否會減低壽命這一命題，但在定量分析時，我們卻把血糖指數與肥胖程度與是否喜歡甜食當成是三個獨立的解釋因素，並由此得出結論，在相同的血糖指數及肥胖程度下，甜食並不影響壽命。這結論之所以不妥，是因為甜食的作用，早已被血糖指數及肥胖程度更精準地包含並體現出來，甜食當然便看來沒有作用。同理，是否喜歡通識，這力量亦早已被其他的因素更準確地反映了，而這些其他因素，是對政治取向有影響的。
綜上所述，我認為強制學生必修通識並不恰當。
原刊於《晴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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