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結束，中國大陸在經受巨大的人為災難之後，得到教訓與警示：前30年的根本政策必須改弦易轍，以求國泰民安、繁榮富強。
文革的亂象背後，有堅實的社會凝聚力和國家控制力。前者來自領袖人物的絕對權威及其群眾盲目崇拜，後者基於對軍隊的控制和專政，即不必用法律作為依據的鎮壓手段。
文革是整個民族慘痛而沉重的教訓，不應當看成僅僅是某領導人的錯誤。很可惜，今天的年輕人大多將文革看成一場「走資派」和「造反派」之間的鬥爭，甚至以為是一場民眾狂歡或者百姓動亂。
從那些帶意識流的故事中，我們彷彿看到一個遊魂在香港一天的出行，那僧人可以是個平常人肉眼看不出的天使或靈魂，帶着《尤利西斯》或至少是《酒徒》式的浪蕩體驗。
胡國雄曾四奪「香港足球先生」，效力精工14年間，為球隊奪得超過40個獎項，並連續七年奪得頂級聯賽冠軍，這個紀錄至今仍未有球隊能夠打破。
一個人對生命知足感恩，若以善巧方便和智慧，能把幸福傳給別人。所謂「幸福槓桿」，正是書中十位發放正能量的朋友快樂人生之道。
過去幾年的發展，我們看到當年鄧小平為防止文革悲劇重臨的三個制度建設（禁止個人崇拜、避免權力過分集中、領導人任期限制）都被一一拆除，這就為文革重臨敞開大門。
2012年，曾蔭權像前任的董建華一樣，面對誠信破產的局面。他在立法會也作了扮無辜的自我批評。但是，即使承受這樣的屈辱，也難為他爭得同情。
很多民眾習慣人云亦云，不求甚解地猛吃健康食品，這種「高階消費、低階知識」的消費行為，就像戴著名貴鑽戒、手拎LV皮包，看似摩登時尚，其實頗為原始。
數學是什麼，這可不是簡單的問題，就連專業數學家也難以回答。
香港在各個生活領域都達到優異的標準，且被視作理所當然，然而身負治理香港責任的官員，表現卻一直未達標。
自1980年至今38載，CC是我的學術啟蒙、研究模範，他帶領我走上傳播學術之路，更在我尋覓人生伴侶的過程中幫上了忙。
你要思索清楚，你要讓人記得什麼？你需要的是孩子也會懂的字眼，好讓孩子的爸媽懂。
在《自傳》中，郭氏對成功的管理方法着墨不是太多，但字裏行間，我們可以看出幾點他的管理之道。
CC是一個真誠的學者，對世界充滿好奇，好學不倦，以退休之齡還是著作不絕，使人敬佩。
找團隊中「最會」的人來做，或許短暫得到了好的表現，然而對團隊整體的能力來說，並沒有提升。因為能者多勞的環境，只讓勞者更強，不勞者更弱。這時，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勞者多能」的環境！
郭氏高度評價東南亞華人在當地經濟的卓越貢獻，認為雖然英國是一流的管理者，但只是坐在辦公室遙控，真正幫助東南亞建設的是華人。
港英政府究竟是按什麼準則來施政的？有什麼比較高明的招數，可以更有效解決社會矛盾？背後是否有一套完整的管治理念或體系，是港英官員從不說出口的為官之道？
坦蕩蕩的把家族見不得光的事告白天下，相信不易在名人自傳中出現。郭氏毫無保留地在《自傳》中揭露家族醜事，用以警惕世人，絕不要因財而傷了家族和氣。
重探香港的窗口角色，將有助我們更審慎評估香港的歷史意義，以及中美之間的互動。
在異國的草原上，雖然看不見汗血寶馬奔騰騁馳；也未能目睹絲路駝隊熙熙攘攘，但我仍然聽到羌笛羯鼓在古城裏響起，幽怨悲涼；也可看到胡旋舞女仍為遠方的來客翩翩起舞，左旋右轉不知疲……
郭鶴年把自傳獻給母親和二哥，對親大哥鶴舉着墨不多，只能從其他公開資料知道郭鶴舉曾出使荷蘭、西德、比利時等國，退下外交工作後又回到商界，協助家族企業發展。
現代女性不易做，如何變得堅強、獨立、漂亮、打不死？ Ling姐有妙訣。
十九大前廢置「大會海推」，高度推崇「談話」方法並試圖將之制度化，與中共這種強化毛主義傳統的總體路線是一致的，因此是具有指標意義的。
十九大幹部考察領導小組，可以加強黨代會選舉過程之前，由領導層名正言順主導的所謂協商，從而削弱黨代會上代表由黨章所賦予的自主權利。
權力再分配並不是在黨代會上完成的，而是在此前已經通過各種各樣的幕後行為完成了。
《郭鶴年自傳》是一本講真話的傳記，是一個高知名度儒商的真誠告白錄，因此特別受到重視。
為什麼有些人在工作上的表現，就是比其他人要來得好？隨着研究的進展，答案漸漸清晰浮現。
學者生涯是一種有使命的特權。「學術」可以界定得寬泛一點，科學也好、數學也好、哲學也好、人文藝術也好，都是學術，都是人類文明的支柱。沒這些東西，人類的生存跟動物的生存就沒區別。
1939－1949年間，廣東兒童教養院保護了近3萬名難童，為他們創造求學和成長空間，成效顯著，更曾引起國內外人士注目。唯抗戰結束至今七十多年，這仍是一頁被塵封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