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勵參與運動、鍛煉身體，是普及化的目標；利用什麼項目去貫徹這個目標，才是重要。不能因為劍擊得到3個金牌，就去「妄想」將劍擊運動普及化。若然政府將此定為體育政策的目標，是不切實際的。
目前港車北上只限於使用港珠澳大橋，現在有呼聲增開深圳灣港車北上通道；是否可行，要看對深圳市交通的影響。
一呼百應的不光是仰仗舊袍澤的情誼，而是這個項目本身，能夠幫人，能夠利用過去的經驗服務人群，代表中國人來到別的國家，幫助有需要的人，這才是吸引他們參與的最大動力。
中國的高科技產品在中美洲開拓市場，需要國家在外交上鋪墊道路；市場份額大了，國家的影響力也增強。美國過去一直使用軍艦為商業殺出血路的模式，受到新的挑戰，卻依然使用強權去阻撓，這是行不通的。
美國在國際問題上的舉動，日漸失去國際社會民心，現在連內政問題也牽連到諸多中美洲國家。美國未來在這個地區的影響力，是否會加速江河日下，不妨拭目以待。
垃圾徵費，究竟是「再出發」還是「重新出發」，留待特區政府去決定；但出發第一件事要做的是改名。政策目的是減廢，卻說成是徵費；減廢沒有人會反對，而抗拒甚至反對徵費卻是天經地義。
妨礙粵車南下的政策，往小的說，是特區政府官員閉門造車，躲在辦公室估計市民的憂慮，然後制定出保守的政策。這種施政理念與做法，並不可取。往大的說，是不把加強粵港交流放在眼裏。
延長訪華時間、到處飲飲食食，要傳達什麼信號？布林肯最後一招，說有證據顯示中國會干預美國大選，是假設中國會幫民主黨的對手特朗普助選嗎？還是為以後栽贓中國留下伏筆？更是撲朔迷離。
這上中下三策的排序，是從政府長治久安、社會穩定、環保得以實施的角度考慮。從政府官員的角度考慮，整個排序可能就是顛倒過來，因為從此不做垃圾徵費，就毋須為政策是否得宜、市民是否滿意而頭痛，一勞永逸。
現在重新利用垃圾徵費作為社會運動去做「愛國愛港」的目標，已經為時已晚。特區政府應該考慮如何「明哲保身」，以及市民對政府政策的信心與支持。是否分階段實施的「讒言」無關痛癢，反正局長大人必定山人自有妙計。
禁TikTok法案何來迫切呢？唯一的解釋是大選臨近，一切愛國的表現都要盡情上演，連問問題都懶得問，還要在毫無迫切的情况下顯得愈快愈好，甚至說得愈激進愈好。
夏寶龍主任在香港期間， 7 天在不同場合面對圍堵的記者，只有揮手，從未駐足在鏡頭前說兩句，或者回答一兩個問題，連應酬的話也惜墨如金。核心問題是，為何中央大員要專程來港卻低調向特區政府傳達治港之道？
對23條條文的寫法有意見，現在正是提意見和建議的時候。但在這個時候再陰陽怪氣地說香港「不能成為中國另一個城市」，要麼就是睜着眼睛說瞎話，要麼就是別有用心公然反對23條立法。
政府官員說市民已清楚，但既沒有民意調查的數據支持，也沒有壓力測試的結果證明。一旦真的按計劃實施，到頭來還會是「甩轆」收場。與其在4 月1 日之後才發現問題，無法推行下去臨時宣布押後，倒不如先發制人。
為什麼要安排曾經干犯「分裂國家」罪行的人到內地參觀？估計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有此政治取態及違法行為，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國家的發展歷程及現時狀况；如果他們有一定的了解，相信他們會「回心轉意」。
陳慧嫻的《千千闕歌》中一句歌詞「可惜即將在各一方」，給人的印象是：你要不贊同國安法無所謂，你要移民遠走他方，誰也不攔你；我們繼續我們原來的生活，繼續享受「這宵美麗」，香港依舊穩定繁榮。
而現時出現移民潮，很多原來已經擁有「通行證」的居民，今後能否續期換領新證？內地公安部門是否可以從特區政府了解到某些港人是否已經移民的資料，也可能是數字化互認身份所要解決的問題。
現在阻撓「方便融合」的最大障礙，不是特區官員的思維，以及他們怕犯錯的處事態度，而是港人那種害怕「南來」的因素。除了「滬港通」和「深港通」的南來資金，港人好像一聽到「南下」就啟動防禦機制。
香港要發展八大中心，當然要立足於香港，特別是遇到競爭對手，更加要鞏固地位。但世界上非常罕有的是，兩個每天成交額分別有幾百億元和幾千億元的股票交易所，地理距離不到50公里，卻是「那麼近那麼遠」。
沙特等中東國家，從過去不敢批評美國，到現時沙特跟伊朗和解，公開跟美國對着幹，在以巴衝突問題上勇於發聲。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與地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目前需要提振信心，已經刻不容緩。至於是重提「十大建設」，還是北部都會區加快加碼，這是特區政府如何激勵經濟專家動腦筋和提出詳細計劃的問題，關鍵是要有計劃，能夠讓港人和國際投資者振奮人心的計劃。
深圳不用做什麼去使香港喪失戰鬥力，以價廉物美好玩，已經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港深居民願意去哪裏消費什麼，完全是市場決定。政府唯一要做的是降低交通成本，首先從高鐵票價及及免除羅湖、落馬洲附加費開始。
世俗化的政策，導致這個國家比較包容，唯緣何「行之有效」的政策出現變數？索菲亞大教堂是一個標誌——百年博物館，向國人和外人顯示世俗化政策的強烈信號；而今又變成清真寺，卻是要傳達一個什麼樣的信號呢？
現在是否要重提去殖，相信還是會引起很大的爭議。去殖肯定是要做的，惟挑選什麼時機、是否從改街名入手，都可以討論。有爭議或者要費時討論，並不代表永遠什麼都不做，起碼應該有個開始。
港人到內地退休，加上留在內地發展的香港年輕人，而移居香港的有優才與有財之士，雙向移民重現，只要特區政府與大灣區各地政府合作將事情做好，也是體現共建大灣區的精神。相信隨着時間推移，雙向流動的質量將改善。
香港批評內地人和事的文章，不絕於耳；內地批評香港人和事的文章而成為罕有，是不正常的。兩地溝通與交流，應該包括對互相批評文章與觀點的探討，不應該成為禁區。
政府決定按幾年前收回粉嶺高球場部分土地的社會共識，應對民怨沸騰的社會大事件，以迫在眉睫的態度處理，合情合理合法，應該獲得支持，只是決策過程有點難看。
駐粵辦人員確實也很落力去聯繫一些香港在內地運作的企業與機構，還在該辦事處「加碼」成立大灣區發展推廣中心；惟從其介紹內容看，側重點似乎在於向內地企業推廣，促使他們到香港投資與貿易居多。
今年5月21日，中央公布一年前發生造成54人遇難的湖南長沙塌樓事件處理結果，除了懲處現任官員外，還對已經升任其他職務的官員，給予警告和記過處分。迅速處理重大事故，以及追究前任官員責任的做法，耳目一新。
國泰事件反映港人對民族認同南轅北轍，甚至將政治態度置於專業服務之上。國家民族認同的課題須大大重視，否則或會影響未來兩地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