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有60年前，錢穆早已告訴中國人，西方是工具文化，手段文化、而東方是道義文化，自然文化；西方是性惡論（人有原罪），東方是性善論。
沈燕謀先生（1891－1971）學貫中西，生前曾任新亞書院校董暨圖書館館長。《沈燕謀日記節鈔及其他》一書以豐富的圖文材料，細意為這位重要的前輩描下可供後人瞻仰的身影。
香港現今的情況讓大家更明白《易經》物極必反的自然規律，也是人性管理與社會發展的正反兩面教材！這次天災人禍，是我們最佳的學習個案，治世之災皆為祥瑞，尤其是當權的管理者，更應好好學習居安思危、未雨綢繆。
1987年台灣解嚴，中國國運轉變。台灣人大批返大陸，但多少人聽從錢穆之言，同學們宜細讀開卷有益，是為記此次發言的感懷。
香港台灣經濟下沉一段時間不可免，要浴火重生，要解決這一大批深層次問題，如何令港台人士同意認祖歸宗，是中國人的第一大事。
看香港還要看大局，世界大勢是中美之爭，香港只是一棋子，是事件之一，而歷史絶非僅依循某一條路線，同時必有許多事件，頭緒紛繁，各自前進。
我們不否認《詩經》的本質是文學的，但同時必須清楚《詩經》的雙重身份，她既是「詩」，也是「經」。
「知人」，「其本在知己，其極在知天」。讀歷史要從這個角度來讀才有大好處，才能知道自己的舞台，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為什麼人在危難之中願意作出犧牲？承擔一個付出生命的後果呢？這其中有一個秘密， 就是人是 一個有豐富感情的存在，而不是一個純理性只懂計算的存在。
世上從來沒有白做的事情，你所有的努力都會有收穫，成功是收穫，失敗也是一種收穫。也許有的收穫你暫時看不到，但隨着閱歷的增加，你會認識到收穫體現在了哪裏。
新亞教給我的，相信是「艱苦我奮進，困乏我多情」的忍耐，以「千斤擔子兩肩挑」的態度面對困境，和「趁青春，結隊向前行」那份熱誠。
談到「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崇高理想，離不開做學問的理念。「絕學」的價值在其純粹性，認識其純粹之餘還得反思其傳播及演繹時如何受到動搖。
果效為本，對於能夠量化的學科或許用處很多，但在人文學科的教學上，強調的是人生的完成，能夠用以評估學習果效的，肯定不會是課後的測驗考試。
呂思勉曾以14年時間，專心閱讀「二十四史」三遍以上，用功之勤，當世史學家殆無出其右。學者嚴耕望尊陳垣、陳寅恪、呂思勉、錢穆為二十世紀中國四大史家，此說已漸成學界共識。
莊子說：「道術將為天下裂。」今天世界的道術，則全為人人各自營生與牟利。德性一觀念，似乎極少人注意。職業為上，德性為下。從事教育工作者，亦被視為一職業。
三夜四日台北文化旅遊團，在天公和各方配合下，順利結束。積累經驗之後，藍亞旅行社預計在10月中下旬再辦一次，到時張錦滿隨行，會加以優化。
香港的學校教育大都能讓青少年人掌握到不同的學習能力，但香港的學校教育未能有效地培養出有「核心素養」的青年人，但什麼是「素養」，什麼是青少年人應有的「核心素養」？
梁啟超和錢穆二人，其治學途徑與研究興趣，都顯示了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一種開拓與傳承的關係。
錢穆在20世紀中國史學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國情懷的一位，他對中國的光輝的過去懷有極大的敬意，同時也對中國的光輝的未來抱有極大的信心。
梁啟超、錢穆二人的學術理念不盡相同。梁啟超旨在啟迪群眾的新民史觀；錢穆在有關學術史的理解中，隱含一種通史觀點，且確信中國學術中某些思想成份，已成為一種人文價值的信仰。
錢穆燕大的學生曾回憶：「他在課堂上講起書來，總是興致勃勃的。他談吐風趣，頗具幽默感，常有輕鬆的妙語、警語，使聽眾不禁失聲大笑。」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如果將校園當成社會的縮影，則會發現社會上也有很多不同弱勢社群需要幫助。
達到「天人合一」，不只是中國人的專利，而是世界共同之目標。
全球化和網絡化像海嘯一般逼到了你的書房門口，一個大浪打來，你還沒站穩，下一個更大的浪已經把你打倒在地。
不一定要做到天人合一，但也不要害怕人機合一的未來。是為禱。
作者希望新亞人好好拿這本錢穆的《人生十論》，看看這兩章令人頓悟的文字。是為禱！
靈魂在高處的人，不會有漫長而恆遠的孤寂。
真、善、美的價值，皆立足於人自身之性情：人要成長，自當求真、求善、求美。歷史既然是人成長的紀錄，其中當然也有求美的部分，而且是不可分割的部分。
我們不要光陷入歷史的悲慘中，這很容易使你失去志氣，你必須從歷史的悲慘中看到人的努力、人的可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