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港區國安法

香港特區面對的問題山積，挑戰不少。要及時改革所有涵蓋在公帑之下的運營主體和施政系統，才能確保由行政主導的持續健康發展，維持政治生態的蓬勃活力。

一個時代已經過去，香港須有憂患意識，慎思未來發展路徑。目前人力、土地和資金三大供給要素皆處瓶頸，急需穩住投資與人才，釋放動力，減少內耗，打破老套，增強內部解決問題之能量，不靠向國家伸手。

我們更加希望，香港能夠包容更多不同聲音，讓更多人放心說真話、放心批評、願意說出他們到底需要一個什麼樣的香港。唯有如此，香港才有機會再展活力、再現生機。

中美交惡的時候，香港是磨心和犧牲者；現在中美關係回穩，它依然是犧牲者，並且每况愈下，這明顯是治港「方程式」出了問題。如果無法扭轉這情况，大家都清楚香港是看不到未來的。

公眾沉默，使施政者做事心中無底、難掌分寸。實在的公眾參與有助求同存異、凝聚共識，當然也需政府有清晰方向和決斷取捨的魄力。

中央期望香港發揮好經濟城市的作用，要求「愛國」及「融合」，奈何社會卻日益泛政治化，普選和國安立法爭議擴大，主宰政情起落，左右中央對港政策。

這次區議會改革用於完善地區治理方案，也反映出中央對治港的焦慮：北京知道只要有《港區國安法》在手，實現「由亂到治」根本不成問題；但如要體現「由治及興」，則必須切實地改善施政和管治。

專資會認為，提請人大釋法符合本港利益和憲制秩序，不會對司法獨立造成影響。

行政長官李家超指出，國歌是每一個國家的象徵和標誌，必須尊重，特區政府會嚴肅跟進南韓一場欖球賽事在播放國歌環節，播出與2019年社會事件相關的《願榮光歸香港》歌曲一事。

2019至2020年的風波令北京意識到香港已非「為我所用」，而是「為外國所用」，因而以「我認為怎麼做最好」為出發點，重新制訂香港的制度與政策。結果就在期望香港可以幫國家一把的時候，卻發現香港快不成了。

中央、特區政府、愛國力量乃至廣大香港市民都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務求把一切阻礙一國兩制實踐的因素制止於萌芽階段，讓一國兩制能夠行穩致遠。

唐英傑案經過一個多月審訊後判決，產生多個決定性的案例。將這宗案件編撰成書，是經過整個團隊的努力，由資深編輯、法庭記者、法律專家和學者，把審訊過程用講故事寫法編寫，配上法律點評解讀。

有內地學者認為，若社會治理過度依賴刑法，就會患上「刑法依賴症」。這是近年來在一些地方社會治理中出現的非理性現象，具有高度的法治風險與社會危害。同時，這是否也見諸落實《港區國安法》後的香港？

觀乎加拿大這次行動，今後再批評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或者鎮壓暴力抗議活動，完全喪失了道德高地；而美國、加拿大的雙重標準也不是第一次上演。

現在疫情的發展，是否會影響到3月27日投票順利進行也難說，但起碼會影響到有意競逐下屆特首的參選人，在這階段詳細從多方面闡述政綱和展示個人魅力的機會。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教授伍利斌，日前在內地《中外法學》試論《中英聯合聲明》的法律效力，從國際法角度，對此具爭議性的課題，也就是《聯合聲明》在今天的法律效力，提出不少深值重視的見解。

只要絕大多數港人，尤其是治港的「愛國者」對人處事時秉持良知善性，我相信香港最終可以走出困境，再次成為中國和世界一顆璀璨耀目的明珠。

證諸中共在過去40年間可以帶領整個中國從貧窮落後走向繁榮富強，香港為何要抗拒中共的領導？只要中共的領導方式並非取代或者凌駕香港特區政府的行政管理權、立法權和司法權，也就沒有違反《基本法》所作出的承諾。

在新時代，要成為一個「政治堅定、業務精湛、讓黨和人民放心」的新聞、文宣、政務工作者，要下功夫之處着實不少。慎防錯別字的出現，避免尷尬場面，故然重要，但如何在遣詞用字時，防止上面錯誤情況出現，更應慎重。

如果互不相讓，各走極端，香港不會是公平和關愛的社會，更可能返回上世紀60、70年代的情况——港人的價值取向，一切以金錢（搵銀）為準，所謂香港精神，離不開個人的財富和享受。

由1990年起，支聯會連續30年舉辦六四遊行、維園燭光集會。不過，近年支聯會備受批評，包括被指勾結外部勢力，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最終宣布解散。

恒隆地產董事長陳啟宗指出，反對派是土地短缺問題的根源，香港房屋仍屬全球最昂貴之列，根本原因在於政治而非經濟。

警方早前引用《港區國安法》，要求支聯會提交資料但被拒，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等四名支聯會常委隨即於9月8日（周三）早上被捕。

市民不是否定國家安全的目標，國不安，家如何能安？但關鍵是，如果不得其法，也許國安而家不安，民也不會安！

新任律師會會長陳澤銘接受秦玥專訪時指出，只要我們好好利用《基本法》給我們的人權保障、投資便利，再配合國家的發展，對香港的律師來說發展無可限量，不需要擔心《國安法》會帶來什麼影響。

北京可能認為，如不先取得作戰的勝利，有效控制該地，「贏得人心」根本無從說起。簡單來說，把「贏得人心」置於戡平叛亂之上是本末倒置，最後只會令兩者皆失。

《國安法》首案差點練成當代文字獄，標籤某些詞或用語為違禁，使用者不需確定意圖即構成犯罪。此路不能開、此風不能長，特別是政客日益不負責地使用「心知肚明」等法外引導性語言。

首宗《港區國安法》案件在法庭上演，如控方專家報告援引資料，若有重要資料存在卻未找到，堪稱失職；找到卻因不利立論而不提出，則違反「公正無私及獨立」的要求，甚至涉及法律問題。

香港運動員的表現牽動特區市民情緒，一方面固然是港隊拿到的獎牌創造了歷史，但另方面香港人亦久旱逢甘，遇上一劑屬於自己的心靈雞湯。

港大社工系榮休教授周永新教授近日就移民潮撰文指出，不少港人所以決定移民，是在價值觀念上無法接受自己一向以來堅守的自由、民主等，到了今天竟被忽視、被否定，香港必須重新塑造合乎現况的價值觀念。

選委會成員雖然來自不同功能界別，但他們不能只顧自己界別的利益，中央寄望他們能兼顧全局，對中央的香港政策了然於胸。

特區政府人事變動產生馬太效應，整個管治團隊似乎重拾努力進取的動力，被坊間批評「不作為」的現象有所改變。除了特首和財爺，多名政府高官在鏡頭前的表現也顯得放鬆從容得多。期待未來的《施政報告》更有作為。

作為剛上任一個多月的新任警務處長，蕭澤頤充滿了信心，他說歷任警務處長都有同一個目標，就是希望維護國家安全，維持香港社會繁榮穩定，保障市民的生命安全。

褪下了軍裝和便裝，換上深色西裝、黑色皮鞋及藍色領帶，7月中旬，作為就任保安局局長以來接受的首次媒體專訪，鄧炳強向《紫荊》雜誌暢談他上任後的工作感受、新的工作目標，以及對比時任警務處處長時期的不同挑戰。

香港政務司司長的職責，是協助行政長官，督導他轄下政策局的工作，肩負協調各政策局在制訂政策和實施政策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