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實而言，回答「文革是否會再來一次？」這類超複雜的嚴肅問題，是不可以信誓旦旦地拍胸脯去預言未來的。
今天5月16日是毛主席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50周年的日子。當年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發出一個後來稱為《五一六通知》的文件，宣布成立中央文革小組，將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為文化革命的首要任務，並規定了文革的方針政策。因此這一天被官方認定為文化革命正式開始的日子。 文革唱徹中國 登堂入室 這場把中國鬧個翻天復地，傷害當年幾乎所有中國人，並且被中共以中央委員會決定的形式徹底否定，被稱為浩劫的歷史事件50周年的時候，訴說文革的罪惡災劫在內地竟成禁忌。反而作為文革符號的紅歌卻登堂入室，唱徹中國最具政治意義的地方人民大會堂。大量文革最常見的話諸如野心家陰謀家再次出現在高層言文之中。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句被文革餘孽引用的，頗具機鋒的古話是不是在今天又進入天道周星的反向循環，繼續尚未成功的革命呢？其實人們早有所謂亞文革的說法了。 文革有人認為是一場權鬥。權鬥不要說歷史上屢見不鮮，即使在現實中乃至在我們的生活裏，都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如果只是一場權鬥它不會如此深遠地影響中國社會。 人們常說文革帶來巨大的人命財物的損失。有人統計過文革有多達500萬人非正常死亡，包括被迫害致死和在兩派衝突即武鬥中被殺者。古人說，天地之大德曰生。死了這麼多的人自是罪孽深重。不過有人統計過，中國因毛澤東的紅色革命死了超過5,000萬人，包括60年代初大飢荒的大量餓殍。這樣文革從人命損失純粹從人數而言，不算最悲愴。至於財物損失，根據內地退休高官於幼軍早前在中山大學舉行的那場被廣泛報道的文革報告會援引的數字，文革的財物損失為6000億元人民幣。這自然是巨大的損失，尤其是當年中國處於極為貧困的情況，全國人口六億計，每人平均損失1000元。 要知道，當年城鎮職工薪金每月只在40元上下，即使一家夫婦都有工作，也不過80元上下，通常負責撫養一家四口，每人20元。而且這種夫婦都有工作的家庭，稱為雙職工家庭，人上人也。至於農村，農民的收入今天說出來，大家一定覺得匪夷所思。我上山下鄉時，出工一天大約耕十小時田，得八分工分，年底核算每分工分五仙即每天收入0.4元。這就是說文革財物損失以當時計相當嚴重。但是與中國歷史上的戰爭破壞相比自是算不了什麼。如果考慮到文革使中國沒有建成像蘇東那樣完善的計劃經濟體系，從而使鄧小老的新政能在一個近似自然經濟的條件下，順利過渡到市場經濟並導致中國經濟的起飛，就經濟層面而論，文革乃禍兮福所倚。 對此筆者撰有長文詳盡分析，不贅。必須指出，文革與中國後來的經濟成功之間的關系不是一種必然的關系。這在相當程度上決定於鄧小平在毛身后脫頴而出，成為中國的新舵手。而鄧早年在西方長期（鄧少時在法國居住達六年之久）生活經驗，在他推出的改變中國的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的路線無疑是一大重要因素。實際上後毛初期，如果高層政治不是鄧驘，而是任何其他人主政，則中國回到文革前的可能性極大。這樣，文革對中國經濟層面的影響就完全不一樣了。禍之福所倚也就無所說起。很明顯，在中國目前的政治制度下，執政黨高層少時的背境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他上臺後中國的走向。同時紅色中國之兩條路線：毛路線和鄧路線，不入於此，必還於彼。 文革累世之罪 實際上，文化革命對中國的影響不是權鬥和生命財物損失這些尺度可以衡量的。因為這些方面的影響會隨時間的流逝而淡化，所謂一世之禍輕也。但是當我們看看今天中國，亞文革的重來且不說，困擾中國的道德崩潰，從食品中的三聚氰氨、蘇丹紅等等，本來沒有在大學修讀化學專業就不可能知悉的化學物品，成了大眾傳媒的常用辭，到醫院為錢陷害病人而產生的醫患沖突；從對施援者的誣告到見死不救。中國社會成了叢林。這其實都是文革累世之罪。 文化革命的發動者為了達到目的，不惜打開潘朵拉盒子，讓人性之惡的滾滾濁流淹沒中國大地，國民完全失去道德底線。當時，冠年上下的青年學生被偉大領袖號召，先是鬥老師，搞噴氣式，以對這些曾對我們諄諄教誨的長輩施虐為樂，拳腳相加其為小，以皮鞭鐵鍬一類具殺傷力的兇器置人死地者也多有所聞；後來殺向社會，在破四舊，造反等口號下，幹起不少滅絕人性的壞事，包括對早已成為賤民的所謂階級敵人進行滅門式的殘殺；至於兩派沖突和武鬥中的互相施虐更是無所不用其極。文革中的大批判運動也集中地成為傳播人性惡的地方。諸如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就是後來人們普遍誠信缺失的思想來源。顧亭林之所謂亡天下者，見之當年的獸行也只有無語對蒼天了。後來這些革命小將因為其用已盡，被偉大領秞打發去了農村山區，在相當長的時期被邊緣化，成了社會棄兒。因為這個原因，80年代初的有限去毛化，這些文革着色最深的一代被漏過了，他們血液中的文革毒素沒有受思想解放潮流的滌蕩，文革思維在這一代人保持了下來，並有可能在這一代言傳身教下一代一代傳下去。 對紅色中國有深入瞭解的人都認為，文革起於文革前。人性惡的泛濫確實也起於文革前。別的不說，60年代初興起的階級教育就是以某種形式散布了人性惡的毒素。當時為了提高人們的階級覺悟，各個地方請出所謂苦大仇深的貧農給人們尤其是青年學生講敘解放前地主惡霸如何壓迫人。在當年從政治上看這是為了紅色中國的合法性，因為中國那時經歷了三年大飢荒，必須以這種方式灌輸給青年學生知道，舊社會如何不堪，以免有人責疑當時的經濟失敗。但是這種政治操作帶來遺禍無窮的人性惡泛濫。當時上臺宣講者除個別出洋相的鬧劇外，很多都是在政治正確要求下，憑空創作或無限誇大。從法律方面看，根本就是誹謗，只是受誹謗者在國家壓迫下，只能默默承受。這種教育使青年學生以為人是可以這樣邪惡的。到後來中國社會根本自食其果。以當年全國無人不知的四大惡霸地主即劉文采、南霸天、周扒皮和黃世仁而論，後來証實當年人們耳熟能詳的很多罪狀多是子虛鳥有，憑空捏造，強加於人。倒是當年宣傳說劉文采吃人奶的事，在紅色中國的暴發戶中有不少群起效法者，甚且形成了產業鏈。 馬克思主義否定人的很多共性，對包括人性在內的人的本質都要進行階級分析。把人性分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認為沒有抽象的善惡。從而在以馬克思主義為國家意識形態的那些地方，一般意義的人性善惡界限模糊了。從而這些地方的人性美德或者說社會道德都普遍下降。經歷文化革命的中國因為由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主導，從而出現最嚴重的道德崩潰。 今天中國最當務之急是扭轉道德崩潰的局面，首要就是徹底反思文革，把潘朵拉盒放出的妖魔重新收伏。中國才有可能走上正確道路。有人把中國無法實行民主政治歸咎於中國人的質素。這是對我們民族沒有信心的表現，實際上只要清除人性惡的文革流毒，中國人的質素包括道德在內是沒有問題的。從反面看，如果不徹底反思文革，中國確實不可能出現民主政治。即使進行試驗也只能是失敗的，甚至可能是全世界最失敗的民主。在紀念文革50周年的時候，中國大陸社會對文革態度的曖昧和含糊是文革後所僅見的，這使人對中國終結文革遺禍感到悲觀。 （封面圖片：亞新社）
實現優質民主是一個極大的、全面推進的文化工程，非全民動員不可。學者只能提供方向，由先行者推動。
藍營人士會在當天現場向國際媒體分發這六點質疑，相信會造成對新政府的嚴重困擾。
（封面圖片：2016年2月香港立法會補選，圖中為當選人楊岳橋。） 與內地一位精英談論香港與內地的問題，令人驚訝的是他把一切問題歸咎於共產黨，歸咎中國沒有民主，並且說美國制度最好。他的看法似乎與香港本土派無知青年同出一轍，分別可能是精英說得比較儒雅，加上多一些名詞，香港的青年則不加包裝，不懂得怎樣把共產黨、民主與美國連在一起來解釋內地的問題，提出解決的方法。不過，只要進一步問深一點的情況，便可發覺精英對共產黨、民主、美國等還是一知半解，與香港本土派青年的認知水平，只是50步與100步之差。 該精英是內地名大學畢業，屬高級專業人士，對他工作上的專業水平我不會懷疑。可是，在專業之外，卻知識貧乏又沒有自知之明，且提出他自以為是的見解。在專業方面，是絕對認同他的工作；可作為內地精英，又否定現行的制度，不求甚解地一味崇美。 在談話中我表示慨嘆，指1949年前赴英美留學的與改革開放後才赴英美留學的有着巨大差別，或許根源是1949年前赴英美留學的是帶着中國問題去，近2、30年去的卻只是鍍金，最好是變成美國人回國享受高薪厚祿、特殊待遇。或許更深的根源是1949年前的中國大學與近年中國的大學不同，教育的取向、內容與效果均有差異，結果現在大學培養出來的精英變成高分低能，不懂世事，卻自以為明白一切，中國要依他們的片面理解來改革。 希望這位精英是例外，否則，內地的政治和發展問題會比香港的情況更嚴重！ 立法會選舉混戰一場 九月的立法會選舉將會是混戰一場，不但多了公開或不公開的港獨分子參選，激進派亦會有更多人出來競選。泛民正在新老更替，建制派則是老退不下、新的爭出頭爭得不亦樂乎。回歸後立法會選舉的老面孔大部分會離去，可惜新面孔或半新面孔的，很難令人記得住他們的名字，也不知有甚麼表現，只知已在立法會內的，不是拉布便是流會；現時在立法會外的，亦難保入立法會後不會也是拉布與流會。 不論建制、泛民和激進派，現屆立法會的表現是沒有作為和反對作為。新一屆我不相信港獨分子可以憑選票入會，結果還是建制、泛民與激進派三分。就算建制可維持現時的多數議席，在泛民、激進派拉布破壞下，並沒有能力使立法會回復正常運作。 假若只是個別議席、票數變化而沒有根本性的轉變，九月後新一屆立法會相信仍然是沒有作為和反對作為，政府運作將被癱瘓；如果激進派議員數目增加，癱瘓政府的行動肯定會加劇。而在立法會外，未必會有佔中一類大規模行動，立法會內幾個激進派議員便可以破壞政府運作，效果一樣，付出的成本更低。 九月立法會選舉後，最大的政治問題是：如果立法會的運作仍然與今屆一樣，甚至變本加厲，香港社會、政府與中央政府會如何應對呢？抑或再拖幾個月，等待2017年特首選舉的結果？除非到時選出個激進派與泛民都支持的特首，否則的話，香港的政局會有改善嗎？ （封面圖片：亞新社）
為使換屆風清氣正，當局強調對換屆中的違規違紀行為必須查處到位，真正讓鐵規發力、禁令生威。
世界上還沒有一種沒有國家認同的民主認同。因此，只要台灣民進黨堅持台獨，台灣有的是革命黨，不會有民主政黨！
一直支持梁振英做特首的商界大亨陳啟宗在其集團刊物上說，他謝絕聘請退休高官，因為他深明「上樑不正下樑歪」的道理，也堅持不做任何官商勾結的事。這個「自己友」的意見會否對政府處理這宗申請有點啟示？
自由的觀念不是對自己權利的防衛，由自己欲求作主，而是生命成長、進步的能力。此亦即是孔子的成德之教，「為仁由己」，自由才有意義。
來到常州，竟然發現在常州已有好幾家由美歐投資的化學工廠，我特別的敏感。因而，我一到常州，在一次歡迎我們的飯局上，敏感地問當地官員，將來這些化工廠的污水都排到哪裏去？」他毫無戒備地回答說：「長江」。我臉色突變，立即沉重下來，一晚再未說話。
黨的根基在基層，黨的肌體細胞是黨員。細胞合格，黨的肌體就強壯；基層有活力，黨的事業就興旺。這就更須要基層領導的帶頭作用。
亞當．斯密（Adam Smith）曾說：“There is much ruin in a nation.” 意思是無論經過多少風暴蹂躪（包括世界大戰），一個國家都蘊含著無比的智慧和韌力，只要有自由安定的環境，人民必可迎難而上，再創新天，這也是哈定、柯立芝時代帶給我們最大的啟示。
近期看到一眾青年黨，紛紛提出組黨追求港獨的主張。為了這議題或主張，想來想去，看前看後，始終看不到這主張可行性何在 ！
近期看到一眾青年黨，紛紛提出組黨追求港獨的主張。為了這議題或主張，想來想去，看前看後，始終看不到這主張可行性何在 ！
中共黨內鬥爭錯綜複雜，常是「你死我活」式，大、小掌權者的權力亢奮，導致玩弄權術整人，狼性囂張，完全失去人性。
小英對閣員的耳提面命，準行政院長林全則在獲得任命為閣揆時的首場記者會上，曾意有所指與媒體約法三章，強調新聞「不會給獨家」，也要求傳媒「不要在馬路上突襲我」、更拜託「不要打電話到我家」，被外界形容為與媒體互動「三不」，如果再檢視英派在「共識營」的「三不」宣示，則不啻也意味著蔣家「三不」政策在台灣壽終正寢？
中共黨內鬥爭錯綜複雜，常是「你死我活」式，大、小掌權者的權力亢奮，導致玩弄權術整人，狼性囂張，完全失去人性。
今天港人要求自決之聲不絕於耳之際，這個估計實在有點掃興。
陳：是嗎？想真點：在行政長官選舉中，兩個建制派候選人的互相攻擊，為什麼比他們對反對派候選人的攻擊要狠毒得多？
沒有自由平等博愛的沃土，現代社會之樹難以結出民主與科學之果。
世界政治的要害還是政德與德政，要建立一個「去家」、「破國」，弭兵修德，謀全球福祉的共識，反省民主政制在歷史上不斷出現的負面因素，參考、吸納禪讓政制一些正面理念，也許對我們挽救這個瀕危的地球家園有所幫助。
特朗普發表關於他在當了美國總統後將會採用的美國軍事與外交政策。有以下幾項建議，雖然我們不同意他的動機，也值得我們思考。
97回歸，現在看來，只是政權回歸，人心並未真正回歸。相反，分離主義的思潮愈演愈烈，已出現以爭取港獨為目標的政治團體。
西方民主由於在思考上和設計上的不足，導致其走向劣質，原因可歸結為六個。
究竟是一代不如一代呢，還是江山代有人才出？ 這是歷久不衰的爭論。尤其潮流興世代之爭，出來加一把咀的大不乏人。近兩年，青年政治新星不斷湧現，繼學民思潮的黃之鋒後，又有學聯的幾位大學生，近來則有立法會補選得到6萬多票的本土派梁天琦（按：他和我沒有血緣關係）——於是，不少人走出來意圖解釋這現象。 誰說年輕人為薪酬參政？ 經濟學界前輩說部分鼓吹港獨的「廢青」有人格障礙，我身邊沒有這方面的專業朋友，所以不能予以評論；亦有專為年輕人「起機」的行政會議成員兼立法會議員說年輕人是為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薪酬吸引而參政，更舉例指：「區議員薪酬是大學畢業生起薪點的兩、三倍。年輕人爭相從政，享受在鎂光燈下且合法成為民選議員，我能理解他們的興奮。」 年輕人真的為了薪酬而參政嗎？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是個供應的問題。我們要看的是，議席相對其他職業是否愈來愈吸引。 2008年至2012年間，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中位數幾乎沒有變過，相反立法會議員卻愈來愈尊貴，月薪由7萬元左右，升至8萬多元，升幅超過10%。另外，青少年（15至24歲）的失業率，在這幾年間都維持在10%以上。 雖然議席看似變得更吸引，但亞太研究所的研究助理替我翻查立法會資料，發現2008年和2012年當選的立法會議員平均年齡幾乎一樣（都是55歲），最年輕的議員都是32歲。而且，印象中這兩屆參選人士的平均年齡不是特別年輕（2012年的參選人士平均年齡約43歲，2008年的數據因時效問題已不能在政府網上找到，但從各政黨名單的組成來看，其平均年齡應不會與2012年有太大差別）——更吸引的薪酬並沒有令更多年輕人在2012年參政。在對年輕政治新星的需求沒有大變化的情況下，從供應的角度解釋年輕政治新星的湧現似乎有點牽強。 既然不是供應，那便是需求的問題。為什麼年輕的政治新星愈來愈受歡迎？是因為大家對舊有政黨固步自封十分不滿？還是如該雙料議員所言「社會流動性低、樓價卻持續高企」令年輕人不滿日增？這些問題我還是留給她的智庫努力研究吧。 原刊於《am730》，作者授權發表。 （圖片：亞新社）
敍利亞之戰已到關鍵時刻。一方面是美俄協議，歐盟推動，敍國政府與反對派開始和談，但進展需視乎戰場上的變化。美國、沙特支持的反對派武裝正節節敗退，此所以美國等正運送大批武器給反對派組織。若反對派守不住佔領的土地，在談判桌上便沒法與政府抗衡。 敍國局面可趨穩定 另一方面，俄羅斯與西方國家都把伊斯蘭國（IS）及阿蓋德的分支排除在談判桌外。但真正用力的是俄羅斯、伊朗與敍國政府，也正把IS打得落花流水，後者的佔領土地日益縮減，軍隊與戰鬥力、財力同時萎縮。現時的情況是，若俄伊敍合力光復北部阿勒頗市，便可進而切斷北部土耳其供應 IS 及反對派的物資人力來源，北部地區的反對勢力會全面瓦解，敍國政府軍亦可揮軍東向攻擊 IS「首都」拉卡。如果成功，敍國北部的局面便可穩定，只餘與庫爾德人武裝的談判，美國、沙特、土耳其支持的反對派亦無談判籌碼，敍國內戰便只餘下美國等從約旦滲透的南部反對派地盤。 面對這種形勢，美國必然搗亂，但一如伊朗，大勢所趨，美國難以抗衡，且已與俄羅斯有一定的協議，美國要放手到南海制衡中國。敍國內戰可逐步平息，但戰亂的破壞卻非政府與俄國、伊朗所能修復。 中國剛委任敍利亞特派員，主要是參與敍利亞和談，一如伊朗、阿富汗的先例。不過，還可更進一步，以「一帶一路」戰略領頭重建。阿勒頗及另一名城巴爾米拉屬絲綢之路城市，中國大有理由參與重建。 中國的境外投資 中國在阿富汗、伊拉克是最大的外來投資者，在伊朗的投資亦正增加，於是從阿富汗到伊朗到伊拉克，今後再加上敍利亞，西亞一帶進入和平與發展階段。俄羅斯沒錢，美國沒錢沒力，沙特與卡塔爾則與伊朗敵對，在這個區域唯一可以在和平底下推動發展的只有中國。 中國的陸上絲綢之路，因哈薩克的鐵路建設，已可由新疆出哈薩克，在裏海旁經土庫曼入伊朗境內，可接上伊朗的鐵路網。故此，今年從浙江義烏出發的貨運列車可直達伊朗波斯灣畔的阿巴斯港，節省十多天的海程。按此通道，今年通貨運的東莞至德國列車，也可往阿巴斯港出紅海入印度洋。 伊朗正大建鐵路，中國應該參與，更重要的是怎樣重建伊朗至敍利亞地中海海岸的傳統絲綢之路，例如鐵路和電站，會是伊拉克、敍利亞重建的基礎。伊敍石油蘊藏量不少，中國已投資伊拉克的油田。伊斯蘭國崩潰後，伊敍北部的石油帶可連接。從促進當地的和平與發展看，中國應以國際援助的方式資助，或與伊朗聯手。 中國在巴基斯坦大建火力發電、水電、太陽光與風電電站，在敍國亦可從光電入手，更關鍵的是在和平條件下興建核電站。中國已計劃在阿富汗建核電站，在海外則已簽協議在英國建核電站。核電站能源供應穩定，少污染，供電規模龐大，可促進敍國發展。由阿富汗至伊朗、伊拉克至敍利亞，核電站建設將是推動中國技術出口與當地發展的重要因素，但中國會面對俄國的競爭。 （封面圖片：亞新社）
我們是時候認清香港服務型經濟的優勢，以及年輕人作為下一代領袖的龐大潛力。
國家主權要保持完整，可以很簡單，但也可以很不簡單。簡單的是，如果一個國家的領土與人民都全在這個國家的政府全權管治下，即這個政府的立法與行政對其國土與人民都有最高管治權。在國內無人可挑戰這個政府的管治權，在國外亦然。這樣國家的主權便完整了。可是，當這個國家對其土地與人民的立法與行政權都不由這個國家的政府擁有最高無上的管治權時……
儘管中國一而再、再而三地明確向美國表明，南中國海島礁問題是中國的主權問題，是中國和相關國家的雙邊爭議，但美國幾乎已經決定了其干預政策。
國家主權要保持完整，可以很簡單，但也可以很不簡單。簡單的是，如果一個國家的領土與人民都全在這個國家的政府全權管治下，即這個政府的立法與行政對其國土與人民都有最高管治權。在國內無人可挑戰這個政府的管治權，在國外亦然。這樣國家的主權便完整了。可是，當這個國家對其土地與人民的立法與行政權都不由這個國家的政府擁有最高無上的管治權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