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

一邊是資本強權，一邊是政治弱化，西方社會問題變得更加嚴峻。歷史不僅不能被「終結」，而是需要重新向變革開放。世界已經步入一個繼續秩序重建的新時代了。

一個顯著的問題就是，精準扶貧能否實現原來所設想的基本社會正義呢？從這些年的經驗來看，已經出現了一些問題，有些地方這些問題甚為嚴重。

如何產生新一代的精英和重構精英的「品德」？ 這是很多國家都面臨的問題。

歷史上，高度分化的社會往往會發生革命甚至動蕩。今天為數不少的人愈來愈擔心是否革命再次將至。

特朗普的這次稅改被認為是里根「供給側經濟學」的應用，但特朗普這麼激進的稅改真的能讓「美國再次偉大」嗎？ 或者稅改真的能夠實現其所設定的目標嗎？

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以來，主張美國優先，為國民利益服務，並將國家在國際上孤立。特朗普的政策，預示着美國在國際秩序的急劇變化。

無論是南中國海問題、和印度的對峙，還是目前的朝鮮核危機，無疑都是對中國的考驗。

中國已經進入從中等收入社會邁向高收入社會的過程，也是需要確立有效政商關係的時候了！

近年來，國企在海外虧損的新聞也並不少見。

「有恆產者有恆心」，同時擁有兩者，一個國家的經濟才可以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如果沒有有效的政策和制度來逆轉低生育趨勢，人們不難預測未來中國必須面臨的深刻社會危機。

就人類生存來說，知識不再短缺，而是過度。

「經」指導寫「史」，但「史」對「經」的貢獻更重要。

自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先行一步」，一直在引領中國的發展，做出了巨量的貢獻。

時勢造英雄，強人領袖的出現是時代的產物。

知識從來就是卑微的，也應當是卑微的。

如果普京能夠支撐這個國家，那麼普京之後呢？

在經濟方面，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話語和行為愈來愈具有信心。

大國的「命運」在招呼中國，但如果繼續受制於意識形態和局部利益，將很難實現真正的崛起。

中國倒可以向大英帝國學習到更多的經驗，而非美國。

互聯網或許使得他們陷入「黑暗」，而對普通人來說，互聯網則有可能通向「光明」。

毫不誇張地說，今天的世界處於一個｢不確定性｣（或者通俗地說是｢亂世｣）狀態。地緣政治面臨急劇的變動。英國脫歐、南中國海、朝鮮半島、中東和敘利亞、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國與美國、美國與俄羅斯、中國與俄羅斯等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在發生變化。所有的變化是地緣政治變化的產物，也反過來重塑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世界經濟也是如此。 西方引導的全球化開始出現逆轉，儘管這並不在任何意義上意味着全球化的終結，但也表明西方和美國在領導全球化方面，已顯得力不從心，世界經濟的發展需要新的領頭羊。對崛起中的中國來說，所有這些變化應當被視為正面和積極；如果中國能夠抓住機遇，便是崛起的好機會，在｢不確定性｣中崛起，重塑區域甚至是國際秩序。 意大利古典政治哲學家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在論述政治人物的政治作為時，專門討論了｢運氣｣或｢命運｣的作用。其實，在國際舞臺上，一個國家的作為也是如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確定性｣可以解讀為中國崛起的｢運氣｣或｢命運｣。因此，人們首先不應當悲觀地把｢不確定性｣視為負面。 所謂的｢不確定性｣只是一個客觀的局面，是時勢變化所致。任何國家都要根據時勢的變化，來調整自己的國際角色。不管怎麼說，中國崛起也是當今世界｢不確定性｣的一個重要根源。 中國是否可以抓住自己崛起的｢運氣｣和｢命運｣呢？這些年來，中國的確在努力這樣做。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因為涉及中國所明確規定的｢核心利益｣問題，中國冒了很大的風險，有所進步。今天南中國海局勢基本穩定，而且中國掌握了主動權。在國際經濟上，中國也在努力繼續推動自由貿易，通過｢一帶一路｣等方式方法扮演世界經濟發展的領頭羊角色。 但是，人們不難觀察到，中國也在竭盡全力、非常算計和理性地｢規避｣風險。然而，規避短期風險反而招致長期的更大風險。這尤其表現在處理朝鮮半島問題上。中國努力不少，但直到今天，韓朝沒有一方會考慮中國的利益，各自完全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做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事情。 儘管外界認為中國對朝鮮半島有影響力，但實際上沒有一個受中國影響；不僅如此，中國反而變成了韓朝的｢人質｣。面對這些較小國家，中國除了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式的抗議，似乎什麼辦法也沒有。對朝鮮半島缺少影響，並不是說中國缺少能力，而是中國選擇不去使用可以產生影響的能力。 在國際經濟方面也有類似的情形。中國一方面加入國際經濟秩序，也有能力去引導國際經濟發展，但同時對現存國際經濟體制（明確地說是自由主義的國際經濟體系）抱着深刻的懷疑態度，總覺得這個體系是一個｢陰謀｣或｢陷阱｣。很多人因此認為，中國在國際體系裏面是個｢半心半意｣的角色。 中國在放棄促成崛起的機會 中國的作為和俄羅斯的作為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前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一蹶不振，直到總統普京執政之後，俄羅斯才穩定了政局。不管從哪個角度看，俄羅斯都已失去往日的輝煌。儘管俄羅斯到今天為止仍是軍事強國，但主要還是前蘇聯的功勞。經濟力量遠不如以前，經濟結構單一，看不到明確的前途。政治上主要是圍繞着普京一人的政治，儘管目前強勢，但未來仍然很不確定。 不過，俄羅斯不愧為一個戰鬥的民族，明明沒有能力做大國了，但不僅在苦苦支撐着其所認為的大國地位，而且時刻尋找機會復興俄羅斯的輝煌。如果得到機會，俄羅斯一個也不會放棄。在這一點上，俄羅斯人還是很驕傲的，認為當今世上能夠和美國爭取平等地位的仍然只有俄羅斯。中國則不一樣，明明出現了很多能夠促成其崛起的機會，但在一個接一個地放棄機會，不管是故意的還是無意的。 這個現象使得人們擔心，今天中國的崛起是否會陷入｢明朝陷阱｣，即在沒有真正崛起之前開始衰落。這裏指的是明朝失去了中國成為海洋國家的機遇。明朝是世界海洋時代的開始，當時，中國政府和民間海洋力量皆為世界第一。如果鄭和｢下西洋｣代表政府力量，東南沿海一帶｢猖獗｣的｢倭寇｣海洋活動，則反映了民間力量。 不過，正如人們日後所看到的，僅僅因為朝廷的意識形態和一些既得利益的阻礙，中國在此後數百年時間裏把自己｢封鎖｣起來，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陸地國家，最終成為西方海洋國家的｢階下囚｣。 今天的中國會否再次像明朝那樣，主動放棄真正崛起的機遇呢？提出這個問題是有意義的，因為中國面臨着諸多促成自己放棄機遇的因素。至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討論。 第一，中國已經沒有大國的記憶。中國從秦朝統一國家，到漢唐不僅在地域上大擴張，而且建立起當時最強大的政治體制，所建立的國家制度被西方稱為｢開放的帝國｣。之後的王朝（主要是蒙古人和滿族人所建立的王朝）儘管在疆域方面有擴張，但在制度建設方面沒有什麼創新。 明清之後，中國王朝變得愈來愈封閉，最終被近代西方所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主權國家打敗。近代以來，中國人受苦受難，到今天為止，中國人有太多的弱國記憶、苦難記憶和受害者記憶。從這個角度來看，不難理解今天的中國人祈禱國際和平與國際公正。不過，一些人（尤其是精英階層）的｢受害者｣心態過於強烈，缺少自信，不僅認識不到機遇，有了機遇也抓不住。沒有人會懷疑中國人對和平與正義的訴求，但國際和平與國際正義等諸多價值絕對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而是要鬥爭出來的。 第二，今天的中國有太多的意識形態束縛。對敘利亞、朝鮮、美國、俄國等的看法都深受意識形態影響。｢意識形態化｣表明人們已經不能實事求是地去看一個問題或事物，而只能從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角度去看它們，結果看到的不是事實的真相，而只是基於｢偏見｣之上的幻影。 這裏僅以美國為例。在很多中國人的眼中，美國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即｢敵人｣。很多人不滿於美國把中國視為｢敵人｣，但忘記了自己也把美國視為｢敵人｣。一旦把美國視為｢敵人｣，自然就不能對美國作科學理性的分析。 結果，美國做什麼，中國就要反對什麼；美國不做什麼，中國就要做什麼。這使得中國在國際社會上失去太多的東西，包括道德。一些事情，美國從道義出發，佔據了道德制高點，結果中國反對，自然得不到很多國家的支持。實際上，作為大國，美國和中國擁有很多一樣或類似的道德價值觀和國際責任。 兩國國家利益不同，分歧不可避免，但這些分歧不能簡單地用意識形態來看待。對美國的態度，中國本該支持的就支持，該反對的就反對，但因為美國被視為一種意識形態，結果既看不到一個真實的美國，也看不到自己在處理和美國關係中的真實利益，處處陷於被動。 中國領導人應有實事求是精神 第三，錯誤理解毛澤東。毛澤東時代中國是弱國，針對美國和西方列強的圍堵和遏止，中國發展出強大的民族主義。（實際上，這種民族主義至少自孫中山先生開始就已經在塑造）。不過，毛澤東更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毛澤東發展出｢三個世界｣理論，為很多國家所接受。這主要是因為｢三個世界｣的理論不是建立在意識形態上，而是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原則上。例如毛澤東把美國和蘇聯這兩個擁有對立意識形態的國家列為｢第一世界｣，而把很多西方國家列為｢第二世界｣。 這種實事求是的分類，使得毛澤東正確和精確地看到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從而為中國外交找到巨大的空間。在和美國打交道上，毛澤東的現實主義表現得更是充分。在意識形態上，毛澤東痛恨｢右派｣，但在和美國打交道時，他明確表示喜歡美國的｢右派｣，因為｢右派｣比較接近實際，講利益。 他不喜歡和美國｢左派｣打交道，因為｢左派｣講意識形態，講價值觀。在代表美國的｢右派｣（即共和黨）總統尼遜執政期間，中國和美國順利恢復邦交，這和毛澤東的實事求是精神分不開。客觀上說，毛澤東是有意識形態的，但這種意識形態並沒有妨礙他的實事求是精神。 第四，錯誤理解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鄧小平也是現實主義者。在外交上，他提倡｢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人們只關切｢韜光養晦｣，忘記了｢有所作為｣。正是｢有所作為｣，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抓住了所有機遇，既避免國家危機，也實現高速發展。19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1990年代初的｢南巡｣和後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背後都是鄧小平實事求是的精神。 在對美國的態度上，鄧小平永遠旗幟鮮明，尤其表現在其對美國在中國內部事務的干預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憤怒；另一方面，鄧小平也把美國看成中國學習的對象。在內部發展上，他更是把人們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市場經濟｣，視為一種發展的工具，一種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可以使用的工具。沒有鄧小平的實事求是精神，很難想像中國能在1970年代後期走出文革困境、在1980年代末走出內外部因素所造成的政治困境，以及1990年代的與世界接軌。 ｢韜光養晦｣和｢永不稱霸｣應當是永恆的原則，但這並不是說中國不要作為，不要鬥爭，更不是用各種方式來論證變相的｢不作為｣。現在有一些人把｢韜光養晦｣解讀成｢不用作為｣，這是完全的錯誤，這僅僅是對自己不作為的低劣辯護。 在國際關係上，經驗告訴人們，如果一個國家抗拒自己的｢命運｣，最終會受到｢命運｣的懲罰。正如內部改革的前提是思想解放一樣，外部崛起也要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才會把自己從眼前的利益格局中解放出來，才會在更高的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新利益。 大國的｢命運｣在招呼中國，但如果繼續受制於意識形態、受制於眼前的局部利益，將很難看到已經降臨的｢命運｣，也很難實現真正的崛起。

雄安新區的建設可以說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如果有足夠的信心和理性，中國所具有的能力，足以保護中國自身在南中國海的利益，而且也能維持這個區域的穩定。

每一個國家都需要根據時代的變化來探索新的政商關係，沒有一勞永逸的制度，制度變革甚至重建是唯一的選擇。中國亦然。

任何一個領導人或領導層的歷史遺產，就是他們所塑造的制度。沒有制度建設，就沒有持久的遺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30多年的時間裏，城市化率從改革開放初期的38%達到現在的56%左右。如果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城市化的70%水平來計算，中國離高度城市化水平也只有14個百分點了。 也就是說，中國用了30年左右的時間，走完了西方100多年的歷程。但是，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城市化既強勁又脆弱，城市擴張很快，但質量低下，不僅過程充滿了風險，城市現狀也充滿着巨大的不確定性。 也正因為這樣，這些年來，愈來愈多人對國家的城市化現狀產生了諸多憂慮和焦慮。中共十八大前後，城市化曾經被界定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其中一大來源，有關部門曾就城市化提出了諸多政策建議。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人們對城市化本身和城市化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抱有巨大的期望。不過，城市化已經逐漸在政府的議程中消失了，城市化的動力似乎已經不再。為什麼？ 中國城市化的動力為何不再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看看原來城市化的思路和城市化方式產生了什麼樣的結果，簡單地說，今天的政策調整是對原來政策的一種反應。如果原來的政策不能為繼了，那麼就要進行政策調整。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檢驗原來的城市化所產生的問題。 第一、主導原來城市化的主要是GDP主義，即單純的經濟增長。投資、貿易和消費長期以來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城市化不僅創造了巨大的投資空間，而且也帶動了其他消費和貿易兩個領域。在GDP主義的指導下，在各級官員那裏，城市化就變成了簡單的蓋房子和造城市。城市化的動力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有關，因為房地產是地方政府主要的收入來源。因此，各級官員大力推動城市化，很快導致了產能過剩，甚至在不少地方出現了「鬼城」現象。房地產領域的產能過剩到今天為止仍然是最嚴重的。 第二、城市化過程中的安全等因素經常被忽視，導致城市愈做愈大，也愈來愈不安全，不斷暴露出城市的無比脆弱性來，包括天津的大爆炸、深圳的山體滑坡、雨季洪水泛濫、危樓等等，更不用說是導致民怨沸騰的霧霾現象了。 第三、戶口制度改革沒有跟上，造成了城市的鄉村化。在今天的56%的城市人口中，持有城市戶口的人口只有40%左右，表明還有10多個百分點的城市人口是農民工或者農民。盡管他們長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其二代也已經成長起來，但他們還沒有被整合進城市。幾乎在所有的大城市中都存在着「城中村」和城市農民的現象。 所謂的「城中村」就是城市在快速過度擴張過程中，把原來的農村「包圍」在城市之中了，而之後又沒有解決所產生的現象。盡管經過多年的努力，「城中村」的狀況有所改善，但本質上「城中村」還是保留着農村生活方式，在就業、生活、安全等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隱患。 第四、城市規劃往往變成市長規劃。一般來說，中國的城市都有城市規劃。但現實中，中國的城市是最缺少城市規劃的，或者城市化根本很難根據城市規劃來進行，往往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城市的官僚性質，城市規劃演變成市長規劃。「一個市長、一個規劃」的情況到處存在，並且上下任市長之間沒有任何連續性，往往是下一個市長要不修正上一個市長的規劃，或者完全擱置而重來。更為嚴重的是，每一任市長的首要考量往往是GDP增長，而非城市規劃意義上的城市化。 所以，城市的一些基礎設施建了拆，拆了建，結果所謂的GDP上去了，城市搞得愈來愈糟糕。更為嚴重的是，在一些城市，拆和建的過程中包含了巨大的工程腐敗，因為很多市長必須通過搞市政工程才能找到腐敗的機會。 第五，城市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導致專業人才的缺失。在世界範圍內，只有中國的城市是有行政級別的，中國有首都、直轄市、省級（會）城市、半省級城市、地區級城市、縣級城市、鄉鎮等等。而且，在一個城市內部又分成多級政府行政級別，基本上都是三級政府、四級管理。 新加坡500多萬人口，但只有一級政府，即使算上市鎮理事會，充其量一級半政府；但人口不到200萬甚至更少的中國城市則是三級政府、四級管理。而且，城市內部幾乎大部分組織包括學校、醫院、國有企業等都有行政級別。這種高度官僚化的城市制度，導致城市專業主義的低度化，因為專業主義和官僚主義經常處於直接的對立狀態。 一個城市的文明有待於專業主義的充分發揮，但中國的專業主義（例如城市規劃）必須屈服於官僚主義（市長規劃）。中國的城市即使硬件建設不錯了，但軟件（城市管理）遠遠跟不上，最主要原因就是專業主義沒有多少生存空間。 除這些問題之外，還有幾個重要的現象或者不言自明的政策議程一直不僅被忽視，仍在流行，主導着今天中國的城市化。這些現象不僅在阻礙城市化向深度發展，而且甚至在促成城市化走上錯誤的方向。 還沒有停止的大城市化現象 在種種現象中，最主要的就是大城市化。大城市化又包括兩種趨向，一是單個城市的趨大化，二是大城市群的建設。城市趨大化已經造成了中國的超大城市，即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人口已經超過了2000萬，並且還沒有停止的跡像，仍在繼續增大。如果不做城市體制改革，這些超大城市還會繼續增大，直至最後大危機的爆發。 如果超大城市是失去控制能力造成的，那麼特大城市群建設則是有關部門主動規劃的，已經規劃包括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十大城市群，並把十大城市群視為是中國城市化的主體形態。我們把這兩方面合稱為「大城市化」。 大城市化帶來怎樣的結果呢？首先要考量的是其所能帶來的正面積極的結果，因為這是城市化規劃部門的理性之所在。這裏最主要的是大城市化所能帶來的經濟發展和GDP增長。從經濟學意義上，城市化可以帶來GDP和經濟效益，這很容易理解。GDP就是經濟活動交易，交易愈多，GDP就愈高。因此，城市的GDP必然遠遠高於農村，因為農村家庭基本上是一個自足的單元，但城市居民必須通過經濟交易才能進行正常生活。 城市愈大，交易量就愈多，GDP就愈高。同時，無論是單個城市還是城市群的建設，從工程學意義上來說，也變得可以。無論是城市內部的交通還是城市之間的互聯互通（城市群）技術上不難解決。這一過程也創造經濟活動。 問題在於，這種城市化考量僅僅只是經濟學和工程學的考量，而較少甚至完全忽視了社會、政治和環保等方面的考量。在缺少對社會、政治和環保等因素的考量下進行的大城市化，最終必然會導致巨大的災難。這種災難性現在沒有人可以計算出來，也沒有人可以預測，但最終還是會出現。 第一，優質資源高度集中在大城市，拖累了國家區域經濟的均衡和可持續發展。即使在改革開放之前，優質資源也是集中在這些大城市的。多年來，人們希望通過擴大內需來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但在優質資源集中在幾個大城市的情況下，內需社會很難再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來。如同社會群體，中國的城市也呈現出強者愈強、富者愈富、弱者愈弱、窮者愈窮的局面。這個局面不改變，國家的發展必然是畸形的。 第二，如果城市結構因素不變，其他方面的社會變革和改革會變得很困難，甚至不可能。今天，中國在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的改革都遇到了瓶頸，因為改革都過於側重這些領域的微觀面，而忽視了城市結構問題。例如，如果只有北京擁有中國最好的醫院和學校（從幼兒園到大學），全國各地的人群還是會蜂擁而至，不管怎麼樣的政策都難於阻擋人群流入北京，也難以把已經進入城市的人口驅離。只有把優質資源分散化之後，這種情況才能得到徹底的改變。 第三，大城市化產生巨大的負面社會政治效應。一些大城市愈來愈富裕，而愈來愈多的城市則出現貧窮化的趨勢。在很大程度上說，現在已經儼然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小城鎮包圍大城市」之勢。如果中小城市繼續被忽視，那麼它們必然成為中國民粹主義的基地。西方現在所盛行的民粹主義並非來自大城市，而是來自中小城市，尤其是城鎮，因為中小城市和城鎮一直被忽視。 再者，城市愈大，執政黨、政府和社會、人民的不信任感就愈深層。社會對政府的信任來自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務。提供公共服務需要城市規模，城市過小，公共服務就很難提供。但是如果城市過大，政府更難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這些年來，中國很多城市出現反PX和建立垃圾處理工廠的社會運動。實際上，中國大多城市被垃圾所包圍，並且已經到了很危險的程度，建設垃圾處理工廠是當務之急。但因為社會不信任政府，政府很難作為。這樣下去，城市肯定會發生生態危機的。 第四，更為嚴峻的是，就國際政治來說，城市過大往往對國家造成不安全。對國際環境的變化，人們必須具有現實主義的思考。盡管今天和平是大趨勢，但很難排除戰爭的可能性。現代戰爭對城市的摧毀能力愈來愈強。毛澤東時代搞「三線計劃」就是為了戰備。當時政府把工業能力分散到地方，尤其是內地。毛澤東想把中國的各個地方建設成能夠「自給自足」的單元，以防戰爭的爆發。現在的形勢不同了，但並不是說城市化不需要考慮戰爭狀態了。 很簡單，美國如果華盛頓特區、紐約和洛杉磯等城市被轟炸掉，美國的整個體系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但如果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這些一線城市被炸掉，那麼整個國家就要完蛋。同樣，日本的東京一完蛋，整個國家就完蛋；韓國的首爾一完蛋，整個國家就完蛋。這是資源高度集中的劣勢與缺陷。在變幻莫測的國際環境中，中國的城市化必須考慮到國家安全問題，否則就會鑄成大錯。

站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人們容易察覺社交媒體如何利用傳統政黨的劣勢而顛覆之。

世界對中國的關注源於對中國的過去、現狀和未來的分析與認知。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今天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

習近平在討論黨政官員對黨忠誠時，強調他們必須做到三個「必須」，即「必須體現在對黨的信仰的忠誠上，必須體現在對黨的組織的忠誠上，必須體現在對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的忠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