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社編輯部

「在談香港法律制度或者《基本法》之前，我先向大家介紹一些基本的法律概念，有了這些基本的法律概念，大家才可以開始了解香港的法律制度。」

馬到功成，衣錦榮歸，從來引人注目。一篇狀元訪問，讀者或至少家長同學，期待讀到成功心得，諒屬人之常情。但這次，請等等，容記者先問他們最感激誰。

當本社記者接觸集資成功的吳曉東時，他表明已謝絕很多訪問：「我們做新聞的，是訪問人，不是被人訪問。現在差不多告一段落，要說的都說了。我又不是評論員……」他深明自己記者的身份，需要沒有政治立場，不受主觀氛圍影響，才能發掘事實。

如果我們團結一致，就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系、文化歷史最大的軟實力，不要低估這股力量；若我們不團結，最得益的，將是我們的競爭者。

當本社記者接觸集資成功的吳曉東時，他表明已謝絕很多訪問：「我們做新聞的，是訪問人，不是被人訪問。現在差不多告一段落，要說的都說了。我又不是評論員……」他深明自己記者的身份，需要沒有政治立場，不受主觀氛圍影響，才能發掘事實。

新加坡在全球招攬優秀學生，並視此為長遠的外交政策：留學生歸國後可能登上位高權重之位，而當他們想起新加坡時，會帶有好感，不會建議損害新加坡的戰略。這就是國際視野與策略的問題。

幾位校長與台下觀眾對話，談到有關15年免費教育、通識科及中國歷史科作為必修科等的議題。

今天，我來跟大家探索一個問題：我們都是身為「香港仔」，在港長大，熱愛這片土地，究竟香港往何處去？特別需要關切的是香港的教育。我們要做什麼，才能保持香港的優勢，讓這城市不至沉淪？

教育新聞政治化、高中學制及教職不足問題，是教育界見前面對的三大問題，兩名講者對此表達了他們的看法。

何漢權：教育界的好聲音，我覺得香港應該愈來愈多才對，而不是愈來愈收窄。看我們學界的保守、怕事，沒有把好聲音表達出來，應要自我檢討。

「香港的教育社群有10多萬人，竟然沒有一份可以幫助老師和教育工作者的雜誌，我感到非常可惜。」文灼非說。

江宜樺教授曾位至權力頂峰，今日再回到大學，從學者的角度，他如何看待台灣與周邊國家的地緣政治關係？本文將節錄與江教授的對談。

七年的政治生涯，江宜樺登上了很多學者一生都未必有機會踏足的舞台，突破紙上談兵的時事評論，實踐自己的政治理念。他沉思道：「對於馬總統，我一直很感謝他，給我在這幾年中歷練了好幾個職務。這對一個學者來說，雖不是千載難逢，但也是要珍惜的，是一個對政治現實的體會。」

對這位跨國CFO來說，刻骨銘心的，一定不是數字。見識過她，你會明白會計這門專業，可以為遠方做的，多麼、多麼超乎想像。

對這位跨國CFO來說，刻骨銘心的，一定不是數字。見識過她，你會明白會計這門專業，可以為遠方做的，多麼、多麼超乎想像。

「佔中之所以發生，是出於回歸十多年來管治有缺失，社會、經濟、民生發展都停滯不前，不是純粹因為普選……我認為，政府要打破目前管治的困局，既要解決土地問題，培養更多尖端人才，也要改變運作模式。」

很多製造業東主在內地賺夠錢後，便返港買房屋、股票，生活不錯，但對香港的產業發展貢獻便減少了。香港的經濟角色改變，很多手握資金的商界人士，表示除了買房屋、投資股票外就不知有什麼作為。

語言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任何人都不能須臾離開它。運用語言，尤其是寫文章，上乘的標準是做到準確、清通、鮮明、生動，一般人起碼要做到清楚明白，不寫錯別字，而作家偏重鮮明、生動，語言學者強調準確、暢達。有些作者，其作品形象鮮明，語言生動，但偶有錯別字，用詞不當，不合語法，稱不上完美。

有關香港的出路，筆者猶記得，上星期某份報章的頭版專題，將香港與鄰近地區比較，論斷香港在人才、文化產業、國際影響力等，均已被鄰近地區趕過，必須盡快尋求變革。然而，鍾普洋（Po） 對於「變」這回事的思考，更值得香港人好好思索。

Penana 選擇的方向，是香港嶄新的領域，沒有前人探路。年輕的他們懷着滿腔熱誠，踏上這條一向不被人看好的文字之路。他們於言談之間流露的自信，叫人期待這家初創公司將來的模樣。

商界傳奇人物、DHL國際亞太區創辨人鍾普洋日前接受本社獨家專訪，暢談香港發展前景。有人認為，香港將會漸漸被邊緣化為中國的二、三線城市。「那只是一些短視的人，看不見、看不到、看不起香港的價值所在。」鍾普洋強調，當前香港最重要的，是要尋回一個清晰的發展願景。

這次政改以及佔中，特區政府是失去了整代年輕人，大約八成的年輕人，都出現信任及信心的問題。所以投資在年輕人的多方面發展相當重要——尤其是香港的教育……

唯有寄望香港採用新加坡式的房屋政策，改變建屋後的分配，保證每名香港永久居民都可租賃或購買250—350平方呎的公屋單位，讓一般巿民負擔得起房屋。政府亦可給予資助，私有化現有公屋單位，這樣才能紓緩深層次的社會不均，消弭背後的不公。處理好基礎層面，就可望解決政治問題。

香港需要loyalty opposition，意即與政府意見相反，但在建制下有合作空間的反對派。從這方面來看，泛民有可能兵分兩路：一派繼續對中央有意見、政治主導，另一派以改善民生經濟為焦點。我認為，只要雙方態度務實，行政、立法之間還是有空間處理一些議題的。

曾蔭權推出「六大產業」時，社會上未見市民熱烈討論；到了梁振英宣布結束「教育、醫療」兩大產業時，大眾又似乎毫無異議。若是制訂政策時，以由下而上方式實行，則各項政策必有既定民意支撑，即使政府換了班子，亦不敢貿然煞停上任決策，如此一來，政策可持續性自有保證。

董建華任內推行了多項政策，關於產業政策的想法亦非常豐富，比如說1997年，他甫上任便提出香港要成為產品發明中心。可惜的是，十多年過去了，香港似乎仍離產品發明中心很遠。

我與很多年輕人討論，不只是要考慮2017年的問題，對他們來說2047年是個更現實的問題，要考慮香港的未來，令一國兩制有較健康的發展，對2047年有好的前景。在這方面出發，我們是不能迴避政改問題。

綠腳丫這個教育團體，今年年中出版了《香港遊》繪本集，網上預售已錄得超過5,000本的佳績，活動也辦得愈來愈大，可謂「平地一聲雷」，吸引了各大傳媒的注意。然而，綠腳丫的宗旨及願景，卻帶點神秘。今年書展，綠腳丫主辦人柯佳列（Kenny）以「親子閱讀的社會力量」發表演講，詳述了他的野心：綠腳丫，不只是教育，而是改變社會的基本步。

美國真的是讓每個學生的潛質盡量發揮。香港要這樣做則很麻煩，因為有一個統一課程，除非把一些特別優秀的學校劃分出來，特別安排。就像從前中國大陸也有少年班，特別培養尖子，香港反而沒有這類機制。美國則不需要少年班，因為全部美國學校本來就是自由選課。

2015年7月27日，正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主修數學的香港學生盧安迪，在香港大學訪問當代數學大師蕭蔭堂教授。蕭教授為哈佛大學數學教授，早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兩人雖生於不同年代，但同樣醉心數學，是次訪談是兩代數學研究者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