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前文:〈世界面臨四大危機、一個不確定性──文明對話如何回歸主體性?〉(二之一)
缺少推動思想討論的力量
案例二:「亞洲價值觀」的興起及其影響
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是這一理念的重要倡導者。日本、亞洲四小龍以及東南亞一些經濟體的快速發展,為他們提供了現實依據。
「亞洲價值觀」與新儒學有相似之處,但出發點並不相同。海外新儒學主要由學者推動,重在證明儒家文化與西方現代化的兼容性;亞洲價值觀的主要倡導者則是具有實際治理經驗的政治領導人,他們更加重視亞洲社會與西方的差異,並認為這些差異恰恰有助於解釋亞洲取得的成功。
他們強調賢能政治、家庭教育、社會責任、集體主義和秩序意識等價值,認為這些文化傳統對亞洲經濟現代化發揮了積極作用。在我看來,與當時的新儒學討論相比,亞洲價值觀更具有實踐基礎和解釋力。
我曾聽李光耀先生談到賢能政治(meritocracy)。他強調,新加坡不能簡單複製西方式民主,而應當重視治理者的能力和實際治理成效。我認為,賢能政治至今仍是值得與西方式民主進行比較和討論的一種重要治理理念和實踐。教育、家庭、集體責任等因素,也與這種治理思想和實踐有密切聯繫。
遺憾的是,亞洲價值觀的討論後來沒能持續,更沒有形成足夠持久的思想影響力。我認為原因至少有五個。第一,主要倡導者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等相對較小的經濟體。他們的聲音雖然能夠被國際社會聽到,但缺少足以長期推動全球性思想討論的力量。

第二,亞洲國家內部對亞洲價值觀沒有形成共識,不同領導人之間存在很大分歧。例如,李光耀與韓國前總統金大中曾就亞洲價值觀和西方式民主展開重要爭論,金大中是西方式民主理念的堅定支持者。
第三,當時亞洲知識界很大程度上認同西方現代化理論,未能為亞洲價值觀提供充分的學術支持,反而出現了不少批評。
第四,由於亞洲價值觀強調有別於西方的制度和文化經驗,它受到部分西方學者及輿論的質疑。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曼曾撰文否定東亞增長模式的可持續性。1997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這類質疑進一步受到關注,亞洲價值觀的影響力也隨之減弱。
第五,也是我認為更重要的一點,是中國在這場討論中沒有成為主體。盡管中國的改革開放構成了當時亞洲發展的重要背景,但中國自身的現代化經驗、中華文明獨立的世界觀和價值體系,並沒有得到系統呈現。
因此,亞洲價值觀雖然試圖突破以西方現代化模式解釋一切的單一路徑,卻沒有充分上升到以文明主體性為基礎的思想敘事與對話層面。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這一討論在國際公共輿論中的影響明顯減弱。
沒有足夠系統的回答
案例三:「文明衝突論」
冷戰結束後,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提出,未來國際衝突的重要來源可能從意識形態對立轉向文明之間的差異與衝突。儘管這一理論存在明顯局限,但它的出現表明,文明因素正愈來愈受到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視。
問題在於,文明衝突論引導人們更多關注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及其可能引發的矛盾,而相對忽視不同文明通過交流實現互補、融合與共同發展的可能性。近年來各地區發生的衝突,又使這一理論不斷被重新討論。
在我看來,當時中國並沒有提出足夠系統的回答。我們曾提出「和平崛起」等理念,也嘗試把這些理念與中華文明的和平傳統聯繫起來,但相關闡釋還不夠完整,缺少一套能夠系統說明中華文明如何理解世界秩序、如何與其他文明相處的敘事框架。

因此,一些西方國家沒有充分理解中國提出的和平發展理念,甚至把它視為政治宣示。更重要的是,當時我們還沒有像今天這樣,提出以文明交流互鑒和共同發展為基礎、嘗試超越文明衝突論的文明關係框架。
回顧這些歷史經驗,目的不是否定過去的努力,而是思考下一步應該怎麼做。
新時代的中國答案
2023年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議,為推動不同文明之間的平等交流、共同發展提供了重要理念基礎。但我們也不能低估這一任務的艱巨性。真正的文明互鑒將是一項長期的、系統性的工程,既要有思想層面的創新,也需要建設能夠持續發揮作用的實踐平台。
今天,我想結合粵港澳大灣區,談談如何建設這樣一個全球文明對話平台。
我認為,大灣區至少具有三個比較優勢。第一,可以探索中央與地方分工合作的機制,充分發揮民間力量和社會組織的作用;第二,大灣區本身具有多元文明交匯的歷史基礎和現實條件;第三,可以在堅持中華文明主體性的基礎上開展對話,避免重覆過去一些交流實踐中過度依賴西方解釋框架的問題。
澳門的特殊意義
從16世紀以來,澳門就成為西方進入中國、了解中國的重要窗口,同時也是中國吸收西方科學技術和文化思想的重要渠道。在這一過程中,澳門並非只是被動接受外來文明,而是在中華文化基礎上吸收、轉化不同文化因素,逐漸形成自身獨特的融合模式。
為什麼澳門能夠在長期中西交往中保留這樣的文化特點?我有一個個人觀察,當然也歡迎不同意見。
與英國等近代強勢帝國相比,葡萄牙屬於當時的弱勢文明,其在世界體系中的力量地位、對外擴張方式以及與當地社會的互動具有自身特點。這些差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澳門的文化發展路徑。不過,如何從更深入的文明史角度解釋這種差異,仍然有許多問題值得研究。

香港的歷史經歷則有所不同。香港長期處於英國殖民統治之下,英國在近代曾是具有強大軍事、經濟和文化影響力的帝國。它向外傳播的不僅是槍炮和經濟制度,也包括一套關於政治、經濟及社會價值的敘事。因此,理解香港社會近現代以來的文化特點,就不能忽視殖民歷史及其制度、思想影響。在我看來,這也是思考香港回歸後一些社會現象的重要背景。
如果條件成熟,以大灣區為基礎的文明對話還可以進一步與台灣地區、新加坡等具有中華文化傳統的社會開展交流,比較它們不同的歷史經歷和現代化路徑。
台灣地區深受日本殖民統治之害,戰後又受到美國及西方政治文化的深刻影響,因此形成了複雜的文化認同與發展敘事。我尤其擔憂一些台獨勢力試圖塑造與中華文明相區隔的文明敘事。在我看來,這種趨勢尤其值得警惕。如果不能妥善處理文化認同問題,即使未來實現國家統一,台灣的社會治理也可能面臨很大困難。香港回歸後的經驗,已經使我們看到確立共同文明敘事的重要性。
新加坡的案例
新加坡則提供了另一個值得比較的案例。它在儒家文化背景下,較為成功地吸收並融合了中西方制度與文化因素。我在新加坡生活多年,深切感受到當地始終存在不同的思想力量:一種重視李光耀所提倡的亞洲價值觀,另一種更強調西方的制度和價值觀。
新加坡在冷戰時期所處的國際環境,也對其政治立場和價值取向產生了深刻影響。在我看來,李光耀時代之後,新加坡的公共思想和社會價值取向發生了變化,西方價值觀的影響不斷強化。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公眾有時會覺得新加坡與中國存在明顯差異。事實上,兩者原本就具有不同的歷史經歷和制度選擇,不能因為新加坡有較深的儒家文化背景,就認為它可以完整代表儒家文明,更不能把它等同於中華文明。

正因為如此,我更加重視澳門的獨特經驗。澳門在保持中華文明主體性的同時,又形成了多元文化長期交往、相互融合的社會生活,這是非常值得總結和推廣的。
因此,我提出一個建議:能否以澳門為重要支點,把文明互鑒的交流機制進一步網絡化、制度化?我們不能讓文明對話停留在一次會議、一次活動上,而應該建設長期、穩定、能夠持續開展思想交流的國際平台。充分利用澳門的歷史文化資源和粵港澳大灣區的綜合優勢,有助於在不同文明之間開展真正平等的對話。
我相信,這不僅有利於澳門自身發展,也能夠為大灣區和國家發展注入新的動力,更能夠為未來全球文明之間的對話與共同發展提供新的推動力。
〈文明對話如何回歸主體性?〉二之二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