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劉寧榮現為香港城市大學全球化與商業教授，曾任香港大學協理副校長（大灣區發展）、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助理總監、港大專業進修學院常務副院長（商學及中國發展）、中國商業學院創院院長。他曾任職中美兩國多家媒體，長期觀察中美關係和全球發展趨勢，曾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德國柏林國際新聞研究院的訪問學人。中國南開大學學士，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碩士，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博士。
北部都會區規劃擬構建三大大學城：新田主攻醫藥健康、人工智能、機器人與微電子；洪水橋聚焦先進製造與全球人才培育；打鼓嶺側重藝術、藍綠產業與文化融合。規劃核心思路，是將實驗室、創投資本、產業載體緊密銜接，彌補香港長期存在的發展短板。
香港擁有多所世界一流大學，基礎科研實力雄厚，卻一直欠缺一套暢通的產學研生態，大量科研成果滯留實驗室，難以落地產業化。劉寧榮在過去撰寫多篇文章指出，北部都會區要打造的，並非孤立的校園群落，而是讓科研、產業、人才持續互動的創新場域，推動香港由傳統國際金融樞紐，蛻變為名副其實的全球創新節點。
空間布局是骨架 制度才是關鍵
劉寧榮表示，回顧全球科創集群的發展經驗，矽谷的崛起並非單靠土地規劃，而是大學、科研機構、創投力量與容許試錯的風險文化互相激盪；內地亦有多條可供參考的發展路徑：上海同濟知識經濟圈由校園周邊自然孕育而成，上海零號灣、西安西部科技創新港則透過政府主導規劃，打破地理阻隔，依靠創新要素集聚帶動產業成長。這些案例共同說明，空間布局只是骨架，制度設計才是成敗關鍵。
然而香港無法直接複製上述模式，劉指香港存在三大先天制約：本地缺乏大型龍頭科技企業；制度壁壘令科研、教育、資本難以打通；產業規劃需要保留迭代彈性，不宜鎖死單一產業路線。
北都雖已推出多項舉措，包括設立高層級大學城管委會、投放百億港元長期資本，並在河套先行試行生物樣本、資本、數據跨境流動。劉指唯單純匯聚各類要素，並不會自動催生科創產業集群效應。當下北都發展的關鍵矛盾在於香港沿用百年的普通法與自由市場體制，跟硬科技「高風險、長周期、需要政府戰略引導」的產業規律存在衝突。
制度壁壘窒礙北都產業落地
香港的制度崇尚市場自主、程序優先、規則中立、政府有限介入。劉形容這套體系造就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卻天然「重規範而輕效率、重風控而輕探索、重放任而輕戰略」，難以配合半導體、人工智能等硬核科技的發展節奏，由此衍生五大制度壁壘：
一、土地與規劃機制僵化：香港土地出讓長期採用「價高者得」，固然維持市場公平，卻不利培育產業集群；規劃、公眾諮詢以至司法覆核程序冗長，新區發展往往耗時五至十年，難以快速回應產業需求。
二、公務員問責制度衍生風險厭惡：公務員受防賄與審計機制約束，一旦參與高風險長周期投資而出現虧損，便須承擔問責，令官員趨於保守；政府資本早期托底、容許合理虧損的機制難以落地。
三、市場監管中立原則構成局限：競爭法限制政府定向扶持特定產業或企業，鏈式招商、龍頭牽引等產業培育方式，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容易引發司法爭議。
四、跨境法律體系割裂：普通法與內地大陸法系，在知識產權、科研數據、生物樣品通關方面存在不少規則空白，「香港研發，深莞製造」的構想遭遇制度對接障礙。
五、金融與實體經濟錯配：香港金融體系側重二級市場與短期資本流動，對早期硬科技的長周期股權投資支持不足，有限合夥基金等工具門檻偏高──政策潛力未能充分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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