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實現「中美穩」的局面？
如何實現中美穩的局面？各種新出現的因素增加了中國處理中美關係的難度。最主要的有兩個變量，一是中國要管理好自身的崛起，二是管理好美國相對衰落所產生的情緒。
中國要管理好自身的崛起
就第一方面來說，中國的崛起對世界的影響是全方位和深刻的。今天，中國生產什麼和生產多少、消費什麼和消費多少都會產生巨大的外溢效應。也就是說，我們在考慮本國利益的同時，也要考慮其他國家的利益。
例如，平衡發展是世界經濟平穩發展的前提，如果世界經濟一直處於失衡狀態，最終會導致世界經濟秩序的解體，屆時誰都會是受害者。我們的國防現代化往往被視為是一種軍事威脅，我們的文化「走出去」經常被視為是一種文化威脅。
我們當然不會因為其他國家對我們的看法而停止追求我們的國家利益，但在這樣的情況下，的確需要我們以一種更精緻的方式「講好中國故事」並且實施一些必要的舉措來管控好自身崛起的外溢性。例如在經貿方面，我們國家領導人一直在努力實現貿易的平衡，強調國際貿易不以追求順差為目標，並且尋求各種辦法來實現貿易平衡。
要管理好美國的「相對衰落」
較之其輝煌的過去，美國的確在「衰落」。無論在內政還是在外交上，處處顯得力不從心。但必須意識到，儘管美國在「衰落」，它依然是一個衰落中的超級大國，至少迄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或者願意取代美國。更為重要的是，任何國家絕對不能低估美國的破壞能力。
一個無比荒唐的現實是，在後冷戰時代，當美國成為唯一霸權而外在的制約被弱化的時候，美國在很短的時間裏，成功地把自己從一個二戰以後曾經的建設性力量轉型成為一個毀滅性力量。在越來越多的領域，今天的美國似乎「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不求建設，只求破壞，甚至毀滅。無論是委內瑞拉還是伊朗，都呈現出這一趨勢。更為糟糕的是，對中國，今天的美國精英們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們沒有能力自我反思，而把美國衰落的原因歸諸於中國的崛起。
因此，在對美關係中，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前所未有的責任。應對挑戰和承擔責任要求我們避免任何基於本能之上的方法，而需要一種基於理性之上的智慧方法。任何簡單的打打殺殺，或者毫無目標的鬥爭，都只會惡化中美關係，最終導向衝突和戰爭，不僅兩敗俱傷，更會捲入更多的國家。對美關係的複雜性在於，我們既要和美國鬥爭以維護自身的核心利益，又要照顧到美國的衰落情緒；既要考慮到中美兩國的利益，也要考慮到中美關係的外溢性，即其他國家的利益。應對這種複雜性本身就是大國責任的內在部分。
「穩定」是中美兩國共同的訴求
好消息是透過過去幾年不懈的努力，人們已經看到，建設穩定的中美關係的可能性。中美「事實上的G2」結構表明，這一關係越來越建立在實力基礎之上，而非單方面的幻想之上。特朗普總統今年5月訪問中國的時候，中美兩國元首已經達成了建設中美穩定關係的共識。更應當看到，這種共識也延伸到美國國內。今天，在中美關係上，美國共和民主兩黨也已經達成了共識，即中美不能發生衝突。民主黨拜登時期美國處理中美關係的主導原則就是設置所謂的「護欄」（guardrail），意思是競爭不可避免，但衝突必須得到管控。儘管美國兩黨就如何應對中國會有不同的方法，但對管控衝突則是共識。人們完全可以期待中美兩國元首的會晤中鞏固和深化這一穩定共識，並且這共識更可延伸到未來。
中美鞏固和深化穩定共識的路徑已經變得相當清楚，那就是「三步走」：先經貿，再政治，後安全。
第一步：夯實經貿合作這一「壓艙石」
2025年兩國元首在APEC會議期間的中美元首釜山會晤再次確認了經貿是「壓艙石」，今年兩國的經貿在加速推進。做大做強經貿壓艙石的空間是巨大的。我們一直強調，中美兩國的經濟儘管在高科技領域具有高度競爭性質，但其餘部分則是結構性互補的，這「其餘部分」佔了兩國貿易的絕大部分，而即使在高科技領域，兩國也很難完全「脫鈎」，並且這個領域的兩國競爭也經常被媒體和一些基於意識形態之上的分析人士所誇大。
第二步：透過高層會晤達成政治共識、建立政治信任
中美經濟呈現出結構性的互相依賴，很難完全「脫鈎」。至去年中美兩國的直接貿易額還有5500億美元。儘管這是個不小的數目，但人們認知中的中美關係並沒有那麼好。這主要是因為兩國缺失一定程度的政治信任度。不過，隨着雙方政治信任度的提高，兩國不僅不會「脫鈎」，而且相互依賴的程度也會繼續提高。
第三步：此基礎上着手處理棘手的安全問題，包括台灣和南海
如果沒有一定程度的共識與信任，安全問題就很難解決。堅守安全領域的底線，增加政治領域的信任，拓展經貿領域的共同利益，這些已經被過去的經驗證明是正確的方向，也會被未來的歷史證明為正確。所以，雙方對話在這過程中至關重要，而元首的互訪和溝通是起點。
四大倡議彰顯中國的大國責任
人們也必須意識到，儘管中美關係是中國最重要的外交關係，但不是唯一的關係。儘管各國都用各種不同方式來包裝自己的外交行為，但外交的基礎依然是實力。正因為如此，一方面我們對美國、日本或者其他國家，不應當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當放棄我們的大國理想和大國責任。
承擔大國責任意味着，一方面我們要多提供國際公共品，另一方面我們要保持國際秩序的開放性。國際秩序的重建和維持必須是一個開放包容的過程。今天，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能力，也不應該把自己的秩序強加給國際社會。今天的世界已經大不同了。二戰以後的局面不會再出現。美國二戰之後很容易就登上了世界領袖的地位，這是因為美國是被「邀請」成為世界領袖的。當時的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歐洲主要國家因為兩次大戰而幾乎處於破產狀態，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還是貧窮，沒有能力參與國際秩序的構建。
同時，儘管當時的蘇聯也很強大，但因為其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把自己的影響力局限於非常有限的國際空間內，加上二戰之後很快就形成了美蘇冷戰格局，蘇聯集團遭圍堵，其國際影響力不僅非常有限，而且表現出不可持續的特征。二戰之後，美國的確為世界提供了諸多國際公共品，但美國把這個過程視為確立其霸權的過程。這已經被證明為失敗——拉着一幫盟友來主導世界，而把更多的國家排擠出國際秩序的塑造過程和國際治理進程。因此，霸權必然表現為排他性，缺少全球公正和合法性。這樣的霸權必然是不可持續的。
跟美國一樣，今天的中國是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我們必須有意識地去避免以往大國所犯的巨大錯誤。因此，中國近年來針對全球範圍內的危機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這四大倡議相互關聯、形成體系。四大倡議很顯然直接針對本文前面所討論的人類所面臨的四大危機。發展是安全的保障，不發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同時如果沒有安全作保障，發展不僅難以達成，而且發展的成果也難以得到保障。因此，我們把發展與安全關聯起來，兩條腿走路。發展和安全之間的關係在國內和國際層面是一樣的。文明對話的目標就是建設包容性國際體系，要在發展和安全等領域在達成最低限度的共識的基礎上推進發展與安全，進而在此基礎上推動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
我們把這些定義為「倡議」，就是因為我們意識到構建國際秩序是一個開放包容的過程，一個需要所有利益相關國家的廣泛和深度的參與。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就把處理中美關係和處理「中等強國」的關係、處理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一致起來了。基於「事實上G2」的現實，從長遠看，中美關係的邊界在很大程度上會成為越來越多國家的國際關係的邊界。儘管這比較有利於中國處理一些國際問題，但這並不意味着中美兩國「共治」世界，更不意味着中美兩國可以把自己各自的意志或者共同的意志強加於他國。中美兩國在考慮各自的利益的時候，或者在考慮兩國共同利益的時候，必須考慮到其他國家的利益。
實現這種一致性需要我們基於文明之上的國際關係和智慧外交。一方面我們需要加強和擴大中國的國家利益，這是基礎，因為任何不利於增強國家利益的國際拓展是不可持續的。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超越狹隘的國家利益觀念，在整個國際局勢中來定義廣義的國家利益。中國有傳統版的「天下觀」，持續了數千年。建國之後，毛澤東又提出和國際主義並不矛盾的觀念——民族主義，這可以視為是「天下觀2.0版」。
今天我們提倡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天下觀3.0版」。所謂的大國崛起，不僅是我們自己感到崛起了，而且也要使其他國家的人民為中國的崛起而真心誠意地鼓掌。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中美穩則天下穩 中美不穩則天下大亂〉 二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