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多方結盟」（multi-alignment）原則──也就是同多個外部行為體建立不具約束力、但具有實際影響的關係；這些行為體包括但不限於大國和區域組織──由11個成員國組成的東南亞國家聯盟，顯然是一個相當成熟而精明的代表。
雖然東協的歷史源流，可以追溯到1954年成立、由美國支持並以遏制共產主義為目標的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但冷戰結束後，隨着東協機制的建立、擴容與深化，其成員國在處理同本地區利益相關大國的關係時，展現出愈來愈強的靈活性和戰略彈性。這些大國包括美國、中國和俄羅斯。
基礎設施、安全保障不同源的共識
具體到中美關係，長期以來，指導多數東盟成員國外交選擇的傳統邏輯，或者說其模糊而流動的「建制共識」，大致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基礎設施和投資來自中國，安全保障來自美國，貿易則同時面向雙方。」
北京積極推動基礎建設投資，一方面是為了創造就業，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擴大其戰略影響力。由此，中國已成為若干東協大陸國家互聯互通基礎設施的重要提供者。同時，隨着一些中國製造業開始將部分供應鏈──如今甚至包括價值鏈──環節遷往海外，中國南部的鄰近地區也自然成為它們設立合資企業和海外生產基地的便利選擇。
然而，這種經濟層面的深度融合，長期以來並沒有同步轉化為相應規模的軍事或安全夥伴關係。南海問題至今仍是中國與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汶萊雙邊關係中的重要議題，只是不同國家感受到的迫切程度有所不同。印尼也因北納土納海問題，在相關爭議中擁有間接利益。
正因如此，東協國家長期依賴美國提供的安全、情報和軍事支持，以制衡她們所感知到的中國地區野心。換句話說，正如我的學術界同事郭清水（Cheng-Chwee Kuik）所說，她們是在兩大強權之間進行「對沖」。
風向變化下的流沙
自2025年1月以來，許多事情已經改變。
隨着當奴・特朗普重返白宮，東盟實際上已經在這位自稱「交易撮合者」（dealmaker） 的總統所關注的一系列外交議題中退居次要位置。華盛頓目前更關心的，是加拿大、墨西哥、中國、格陵蘭、烏克蘭、委內瑞拉、古巴，當然還有眼下的伊朗問題。
在美國派駐東協成員國的11個大使職位中──考慮到軍政府並未被承認為緬甸的合法代表──截至本文寫作時，僅有三個職位已經完成任命，分別是汶萊達魯薩蘭國、新加坡和泰國。其餘八個職位仍空缺，其中包括菲律賓、越南和印尼這些美國長期以來的重要夥伴。
事實上，白宮甚至還得撤回對澳洲出生的尼克・亞當斯（Nick Adams）出任美國駐馬來西亞大使的提名。亞當斯自稱「阿爾法男性」，而他有關伊斯蘭教和女性的言論引發了巨大爭議，最終使這一任命難以繼續推進。
原刊於中美聚焦網站，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