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天,行到六七里後,忽然見途中馬驚鳥起,這些畜牲頗有惶恐之狀。再行六七里,見到一個女子,竟然在路邊牧羊。柳毅感到有些奇怪,仔細地向她打量,見她姿色過人,但愁眉不展,衣衫殘舊,呆立一方。

楊衢雲是我的堂伯父,和先父楊拔凡同一個爺爺。先父年輕時和衢雲胞姊及長女錦霞相處密切,親聆先烈事跡。想不到先烈為革命犧牲後,這位曾與孫中山先生並肩生死,志氣高昂,獻身救國的人物曾被人刻意誣衊。

華山雲台峰的道士叮囑杜子春說:「你要端坐這裏不動,不要作出一點聲音。即使見到尊神、惡鬼,或見到親人受苦,也不要動,不作聲,因為一切都是幻象。你要專心一致,安坐等我回來。」究竟杜子春能否克服考驗?

杜子春心想:我幾回窮途落魄,親友家族都嫌棄我,只有這老人家關懷救助我,人知恩要報,我應怎樣報答他呢?

一般人希望在滾滾紅塵得到的,不外權位名利,妻財子祿。古時竟有人意外而得之,結果,他又有什麼想法呢?

《虯髯客傳》僅是作者借歷史人物、歷史事故而虛構著述。不過文章寫太好,情節絲絲入扣,人物生動可愛,故讀者易生錯覺,容易信以為真。

《虯髯客傳》由晚唐道士杜光庭所著。故事以隋末天下群雄爭霸為背景,引出三個英雄人物李靖、紅拂女與虯髯客之間的俠義故事。

唐代傳奇,隨着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而有不同面貌。就其內容而言,郭箴一《中國小說史》則分為神怪、戀愛、豪俠三大類。劉瑛《唐代傳奇研究》分為志怪、出世、諷刺、豪俠、愛情五大類。我們認為分為三類簡易明白。

唐代承隋制科舉選士,進士科猶被重視。一般來自本鄉縣舉人在應試之前未為人識,為求當道大員及試官青眼,常把文章投呈求之品鑒。這些文章,最受歡迎的便是短篇小說創作的傳奇了。

商業文書和一般文章最大的分別、是要敘事清楚明白,條理分明,長話短說,用詞簡有力。全文不作文藝腔,不作題外話。

社會上青年人有所向望,易於賦有豐富的精神生活和積極的人生觀。六七十年代青年人的朝氣現象,正好為這種說法作為解注。今日香港青年為什麼不能一如當日心態醉心寫作呢?

香港耳熟能詳的填詞人有黃霑、盧國沾、鄭國江、林振強、林夕、向雪懷、潘源良……﹙未能盡錄﹚。其中還有些填詞人作品雖然不多,但仍有令人難忘之作。

中華民族特有一種氣質,便是敬祖、重視家門家聲。一個有志氣的人活着,不光是為自己,而是為家人家族,更甚者是為國家和民族。也有一種延續家門後代的使命,強大祖國的宏願。

人性中可愛、可貴的一面,便是對苦難的人無償地施以援手幫助,我們可以閉目想到家庭慘劇中人對四周冷漠、無助無援的絕望。也許,他們不敢寄望得到幫助,但想遇到一個可以傾吐的人也不可得。身在福緣中人,何忍於心?

金庸小說的文字深得讀者喜愛,不少人譽之為當代運用文字最優秀的作家。金庸駕馭文字的能力出眾,用詞典雅深淳,錘煉精妙,文筆之感動人心,實歸功於金庸的文言素養,才處處顯出文采斐然。

其實金庸寫夫妻也有精采的,但與寫情侶的文筆之細膩,性格之迥異,欲捨難離之嗔怨,長夜空憶之悵惘,驚豔的失魂落魄,對情郎的芳心可可,都寫得輕靈暢快,撫動人心。

中國古語說「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金庸筆下的英俠,罕有當父母者,正是「養兒方知父母恩」,難怪對父子真摯天倫之愛,缺少了濃淡的勾劃了。

金庸小說中充滿人算不如天算的宿命論,天理昭昭,惡人總有惡報,而毋須自己親手復仇。指出在施虐者中,惡行者的行兇的者,有幾多人是快樂的?有幾多人是稱心如意的?

很多有文人氣質的人,很少注意到邏輯上的問題,評論分辯時總是以感情知覺去判斷,或是概念先入為主,而缺乏客觀冷靜的思考。

一般人奉為金科玉律的「少數服從多數」,以為一定沒有錯。但事實並非如此。

工友向筆者說及昔日校風,真令人刮目相看。他們說校中學生疑有幫會分子,常常打架,多是群毆,每次打架都要召救傷車善後。學生之中也出現紋身者,這是一家什麼學校?

要改革香港教育,千頭萬緒,筆者不揣譾陋,試提出幾點認為重要核心,謹向專家學者請教。

香港教育的方向愈走愈歪,因為教育之目的、除了教導後輩基礎的知識外,還應教導立身處世的道理,而後者更為重要。近30年來教育的走向漸漸偏近前者而忽略後者。

今日社會,中學更需要的是「國學常識」課程。中國歷史久遠,國學是中國文化的國魂,是中國人最寶貴的文化遺產。而國學亦浩如煙海,但在中學時代學習其基本精粹已足,所以說是「常識」。

觸讋捕捉太后的心理,層層轉折牽引,使太后盛怒下情緒平復,終於理解現實和為愛子着想而應允,使國家得救。

政治問題,需要政治辦法解決,西門豹何其高明?

劉東山明嘉靖時人,為著名捕快,住在河間交河縣。此人擅於箭術,箭無虛發,且能連珠發箭,從不落空。

這個春秋時代小故事簡簡單單,卻揚溢着國人高尚情操人格。

魏禧是清初名士,以文言寫這篇〈大鐵椎傳〉。借此篇作品慨歎能士隱藏世間,像神龍之見首不見尾。而筆者獨欣賞其筆下豪客大鐵椎之不留名與身,反映宋將軍之輩徒得虛名,而世人不能察人之真偽實多矣。

這個故事發生在刺客盛行的唐代,恐有所本。文中描述縣令最初尚有三分良知,辣手的卻是縣令的妻子。作者把罪魁禍首推在女子身上,有點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