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華任內推行了多項政策，關於產業政策的想法亦非常豐富，比如說1997年，他甫上任便提出香港要成為產品發明中心。可惜的是，十多年過去了，香港似乎仍離產品發明中心很遠。
泛民各黨派如果真以香港的長期福祉為念，就應該認真思考如何爭取中間理性溫和務實的市民，亮出政見，指出前路，顯示熱誠和決心，給香港市民一個願景。
誰都知道，民主是一個進程，是現在進行式。中國大陸還沒有開始實質意義上的民主進程，如今中央同意讓香港先走一步，一人一票普選特首，老實說簡直不可思議。
對於近年興起的本土文化，曹仁超覺得並無不妥。「但要謹記，思考要global，做事要local。香港年輕一代若想成為企業家或投資專家，這是必須要有的邏輯思維，否則只搞本土的話，很大機會連自己都養不起。」
我們在學校要推行的，與其說是國情教育，不如說是環球視野教育；要追求樹立冷靜客觀的大歷史目光和跨地域的眼界，這樣才能掌握全局，建立批判思維，不會被政客欺騙走到極端做人家的馬前卒。
1985年2月，李光耀以人民行動黨秘書長身份，寫了一封《致行動黨新議員》的信。他勸新議員要尊敬老議員，實踐儒家敬老尊賢的精神。重讀這封信，讓我備受感動。
做「大當家」的政治考量，也許不是很多老百姓能了解。如今新加坡人身處國泰民安的舒適環境裏，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會同意李光耀說：「我承認這是損失，但這是無法不付出的代價，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我們必須要明白院校對於社會的道德影響力，並回應社會正在出現的問題。
香港科學家應努力爭取加入國家隊，期望在大型及超級科研項目中，脫穎而出。
表面上香港的學術成就相當不錯，但是我們必須反思，於學術方面香港是否當真擔當着領導全球的角色？
很多人會擔心，學術自由是否意味老師和學生可以隨心所欲？縱然這個可能性是存在，但是學術自由仍是利多於弊
最重要的四個特質依次是正面人格、積極的工作態度、團隊合作精神、人際的溝通能力，第五個才是專業知識。
科學令生活更方便、安全、有效，但如果這些發明及知識欠缺人文精神，我們做出來的就可能只是武器和毒藥
全球高等院校之間的競爭將會比今天更為激烈，每所具分量的高等院校將會面對更大的國際性競爭。
香港研究投入佔 GDP 比例應該是和韓國、台灣、新加坡相比才合理，但實際卻只和馬來西亞，泰國等接近。
作為國際高教樞紐，香港只有高水平的私大才有存在的價值，因此素質保證最為重要。
實際上，中國有史以來，會教書的人是不太會說話的。但是，他們所說的都是有內容，有份量的。
從1990年加入傳媒至今，25年來我最關注的議題始終是高等教育。
個人或許在某些時刻對拖延主流意識形態擴張有所貢獻，但卻無法改變現實和社會結構？
這不能全怪「三子」及有關的「有識之士」。書生論政，從來就只談理想、一腔熱血、擇「善」固執、不顧實際、對人性的陰暗面缺乏了解和警惕，對鬥爭與戰略，毫無實戰經驗，因此很容易被騎劫與發生偏差。因為躁動，不曾深思熟慮，低估可能出現各方複雜的情況，因此必然荊棘滿途。加上群眾運動的時空互動變數太多，極難控制，如何能統一行動，如臂使指？單看跟政府談判的準備和過程，就破綻百出。
蝴蝶蘭是最早為人所發現的洋蘭，其屬名Phalaenopsis是由phalaena（蝶蛾）及opsis（形象）而來，普通名為蝴蝶蘭。目前已發現約有60個原生種，多生長在森林或雨林的高樹上。
「我對西九徹底失望！必定一事無成，將來只會是個大型公園而已。政府根本選錯了發展方案……」
創意產業的概念到了官僚手上，就變質了。工業就變商業，創意不要了。
中大之所以跟港大不同，就是因為中大以廣義的中國文化為主，有濃厚的人文精神。
博雅教育並非只是在已有的課程中增加科目，而是關於不同科目的交織，目的是要製造文化復興人。
陳坤耀認為，「憲制困局」、「中國因素」與「地緣政治」，是香港社會經濟發展不得不面對的3個關鍵詞。
世界經濟由出口導向轉為向大型經濟體系靠攏，香港正正是在這個宏觀的轉型中迷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