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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讀史，無以言。教育下一代，一定要從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蹟的學習和認識開始。筆者認為，香港教育界的改革，一定要從中國近代歷史成為大學入學試（HKDSE）必修必考的科目開始。

鄺健行教授的書叫《摘藝西東》，所謂西東，原來是說及西方和東方文化事態。不少篇章反映出作者深湛學問素養，亦見到80、90年代作者和中國大陸學者的交往。

動輒站在道德高地，以聖人角度來看知識分子，那麽實在沒有幾個能夠過關，包括自己。在人文學科江河日下，淪爲邊緣之際，知識分子在評論及批判前輩學人時，分寸該如何拿捏，輕重該如何衡量，真是一點也不容易。

今日大陸的任志強和許章潤等，再「敢言」也在「黨天下制度」的籠子裏。他們最多也只能以蘇東坡或魏徵自居，但侍奉的皇帝又與唐宗宋祖之類不同。

若以百萬計的港人繼續視北京如陌路、與港府為敵和對警察懷恨，香港這個只有750萬人口的城市怎能走出內耗、自毀和被邊緣化的死胡同？

中共歷來都打壓「不聽話」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出現政治危機的時候。

社會必須具有一個有思想的文化中產，引領社會的進步，否則物質意義上的進步不見得會導向整體社會的進步，說不定還會走向災難。

如果不能確立中國自身的「政治想像力」，就不會有可以解釋自己實踐的社會科學，最終難以避免「知行不一」的局面。

能成為學識淵博的知識分子，勤奮敬業是最基礎的起步點。錢鍾書入讀清華，已甚有名氣，有些老師視他為顧問，可想像他早年刻苦用功讀書的情況。

內地有很多優秀的新聞人，只要有機會，絕對能在國際上和港媒國際媒體競爭。可惜到了峰會第二天下午，在會場已有記者接到禁令，不能發稿了，然後網絡上有些文章開始消失。熱情又專業的記者無用武之地，是公眾的損失。

我國的課程學者，不少是靠「思辨」方法做學問的。我們整天在思考，而思考出來的「學問」，我們怎樣去肯定它或否定它呢？

法國知識分子真的沒落了嗎？從法國國內而言，關於知識分子的詰問不可謂不多，但是，此話題關鍵並非在於提出問題，當今的法國，知識界缺乏眾望所歸的思想領袖乃是不爭的事實。

李敖喜歡被稱為思想家、文豪。他當然不是一個真正的學者，可他幾乎是目前唯一一個可以跟五四那代還能接上線的人，他跟胡適等名家有過交往，也和當時國民黨的將領和後人認識。

學術界泰斗勞思光教授已仙逝六年，他生前除了專精的學術著述，更是一位公共知識分子，成為了不少知識分子的楷模典範。

霍金有一個天才的頭腦，但風趣又幽默的他，不單把這顆頭腦用於學術研究，更將它和一顆熾熱的心結合，為社會事務發聲。他是一個真正可敬的公共知識分子。

拉縴時一定要打號子，這號子便是使大家拉的力量集中，不會因為步調不同而被抵銷掉。

觀看境外小醜的表演有一段時間了。本以為我國的主流媒體會有明確表態，很遺憾，中國的知識精英集體啞然了。

知識從來就是卑微的，也應當是卑微的。

我認為所有知識輸入都是必要的，而我只是以經濟學角度提供一些意見，以防社會政策違背經濟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