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管

近年政改與陸港關係問題纏繞著香港社會，造成港人不少困擾與憂慮。但對經濟和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包括社會不公、市場扭曲、貧富懸殊與官商民互信，港人也不能掉以輕心。 在過去幾十年，很多企業高層只顧追求短期利潤和股東價值最大化（所謂「賺到盡」），犧牲了非股東持份者（如員工、顧客、公眾及環境）的利益，是導致今天腐敗資本主義許多問題的根由。 為了維持資本主義的正當性及可持續性，我們必須立即行動作出重整改革。近年來，一些另類的概念和做法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它們包括企業可持續性、企業公民、三重底線、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CSR）和創造共享價值（Creating Shared Values, CSV） 等。這些都旨在改善大眾對商界的印象及創造更多「社會價值」。   大學商管教育的未來 然而，筆者懷疑有多少企業高層真正理解上述不同概念的內涵意義、根本假設及局限，甚至對CSR出現誤解。文獻一般界定CSR為企業承擔起對經濟、工作場所、產品、社區及環境的合規與道德責任。但例如Social「社會」或「公益」一詞似乎過分鬆散糢糊，它是意味着平衡地為不同持份者增值？或是主要指改善外部社區、社會或整個世界？公益性CSR活動是否越多越好?此外，企業在從事公益性CSR活動以創造更多社會（公共）價值之前，是否已先做到守法德和照顧好員工、顧客及供應商？ 事實上，許多大企業正在推行的CSR政策與項目大多為公益或慈善性質，其一般旨在（a）彌補企業活動所造成的社會成本（補償性CSR）、（b）出於純良心利他主義（公益性CSR），及／或（c）提升企業聲譽及業務增長（工具性CSR）。然而，這些CSR項目大部分脫離了企業的核心業務，甚至被一些人認為是「號錢」、「公關秀」或「形象工程」。而實際能產生多少社會價值或效益仍很少有作衡量。 當然有些企業在從事公益性CSR之前一直已善待其主要非股東持份者，也有些形式上遵從交易所的ESG報告指引、聯合國《全球契約》十大原則或GRI《可持績發展報告指引4.0》。也有很多企業高層一方面跟從MSV教條並以自肥，在守法或照顧員工、顧客及社區的利益方面都未有足夠重視（即忽略其社會契約責任），而另一方面他們卻又廣做公益性CSR活動。後者顯然是一個矛盾和無效用的CSR策略。 由於缺乏對「持份者理論」的承諾，這些企業的CSR活動經常受制於股東利益的考慮。當企業業務或盈利情況受壓時，非股東持份者的利益考慮往往被放諸於旁變成次要。換句話說，企業對CSR的承諾很多時會隨著經濟景氣、其盈利或股價狀況而改變。相反，如企業堅持履行社會契約責任及「持份者理論」，就會在任何情況下都兼顧不同持份者的利益，而非出於偶爾或有條件的良心。此類公益性CSR將繼續盛行，但企業的正當性仍受到質疑。 企業的基本責任就是透過合法和合乎道德地（包括把社會成本減至最低）對待各主要持份者以賺取合理利潤，並確保平衡這些持份者之間的利益。過度承諾投入純公益性CSR活動以創造更多社會價值，或許會受到大眾的讚賞，但一般不可長久持續（通常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董事會預先批准的5%年度利潤為可接受），私人企業或家族控股公司可作例外。 管理層不應犧牲股東及其他持份者的利益，過分慷慨地從事此類純公益CSR活動，除非額外的活動也能為企業帶來額外的經濟效益。這些創新的策略性CSR項目（基於企業自己的核心業務）以同時創造經濟和社會價值，與哈佛學者Porter和Kramer提出的「創造共享價值」（CSV）概念相類似。 值得注意的是，有其他公益目標機構（social-purpose organisations）如非政府組織、社會企業和Ｂ型企業，專注於特定的社會問題，比主流企業可創造更多的社會價值。通過採用持份者為本模式，主流企業可以協助或與公益目標機構合作以轉變自己成為積極的社會創新者，創造更多共享價值，並強化公民社會基礎和改良公共制度／政策。...

在歪理多多的年代裏，必須擁抱正面有市場的心態，能見「道」。

全球恐怖主義與宗教極端活動在近年內進入活躍期，是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恐怖活動的興起，與世界政治經濟周期演變密不可分。尤其是全球化的逆向效應，世界範圍不平等的縱向加深，「失敗國家」的增加， 或以民粹保守主義的面目，或以宗教極端的憤怒情緒，為激進力量乃至恐怖活動，提供了燃料。 「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或ISIS）應劫而生，舉世震怖，這個一時風頭無兩的極端組織，其實遠非造成危害最大，也非基礎最為深厚的恐怖團體，以行動能力和組織嚴密而論，比之於成功導演「911」事件的「基地」（Al-Qaeda）組織，甚至可以說難望其項背。然而在傳播效率上，ISIS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究其原因，除了熟諳互聯網傳播的手法，用盡心理戰的不對等優勢之外，還有令人不得不駭異的「核心競爭力」——製造事件的能力。美國馬里蘭大學全球恐怖主義數據庫（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記錄了從1970年以來的恐怖襲擊事件，活躍不到四年的「伊斯蘭國」竟然以2922次事件記錄，遠超活躍二十年的「基地」組織（1950次）。   金融市場捕捉事件的工具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 鴻飛那復計東西」, 鴻雁已經飛走，雪中卻有痕跡，有敏感與經驗的觀察者仍然能尋找到時節的先兆。 對事件信息的接受與反饋最敏感的「雪地」，莫過於金融市場。金融市場處理信息的絕妙之處，在於風險和收益抽象法，將天下紛紜萬事，化繁為簡。無論是北極溫度上升、南海島嶼爭議，還是倫敦地鐵罷工、美國大選爆冷，作為投資者只關心兩個後果：此事件對資產預期收益，以及資產價格波動的影響（風險）。更重要的是，還有一套建立在現代金融理論、統計學和實證計量基礎上的成熟方法，量化測度收益與風險。雖然這套方法也飽受挑戰，比如盡人皆知的「黑天鵝」（突發系統性風險），但總體而言，仍然無可替代。 「事件研究」（Event Study）方法，就是其中一種經典方法。其核心思想是，假設某類事件發生前後的時間段中，與其相關的資產因為價格波動，出現了「超常」收益，並且累積起來在統計意義上是顯著的，那麼我們可以認為該類事件對資產收益有特定方向與程度之影響。「事件研究」廣泛用於預測。業績公佈、分紅派息、高層更換、評級變動之類的事件影響個別資產，「喬幫主」辭世對APPLE固然是沉痛損失，但對於同行並無負面影響，所以投資者合理分散投資組合就能完美規避。然而一旦面臨宏觀事件，則是覆蓋全市場的系統風險，無遠弗屆，只有影響大小之別。最極端的、可以令系統風險短時間急劇膨脹的事件，像2008年的金融海嘯或今年新鮮出爐的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就是所謂「黑天鵝」了。不過，用事件方法研究政治經濟，無法捕捉「黑天鵝」，只能在看不清「天鵝」的羽毛顏色之時，基於過往數據在統計基礎上最佳估計。  ...

貪心是人的天性；若能合法和適當地善用貪念，把它轉化為正能量，又何樂而不為呢？

在商業學科裏的用詞中，中文譯法相同而含義卻不同的例子很普遍，其中一個是fair和equitable，這兩個詞都被譯作「公平」。

社會上有若干聲音控訴現時八十後、九十後年輕人，上流機會不及他們父輩時那樣多；有趣地，不少研究都指出金錢已非現今年輕人的首要工作目標了。


據聞會計的記賬方式由意大利僧侶於15世紀「始創」，不過會計在商業活動中的重要性得以大大提高，主要由於股份制公司和股票巿場的興起。

到了面試時，僱主更不會留意求職者現在或以往的職銜；只會重視求職者的表達能力、相關工作經驗、以往的成就及可以為未來作出的貢獻。

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中產階層困局，中間反映出豐富而集中的社會矛盾與視角差異。

最近筆者查閱了不少從事電子商務工作的年輕人（30歲以下）的履歷，發現他們轉工次數頗為頻繁——一年半載便轉工了。這種狀況也印證了市場上對子商務人才的需要甚殷。

在推行任何僱傭政策時，必須對僱主及僱員都是公平，而且可行的。

一間企業沒有商業道德，會很快被市民知悉，迅即被顧客唾棄，到最後是無利可圖。

在自由市場裏，優異的人才鋒芒畢露，口碑載道。精明的僱主要對青年才俊團隊作良好規劃，然後針對他們的發展所須去增強其忠誠度和歸屬感，再加上符合市場水平的薪酬待遇，方可成功挽留人才。

表面看來，工作假期對年輕人的事業發展甚有幫助；實際上，工作假期對有志在商界大展拳腳的年輕人，是弊多於利的。

每逢到了第四季，人力資源部門的員工除了忙於籌來年薪酬調整的事宜外，他們也趕緊分析同事們的全年績效評估，務求在處理升聯加薪的工作上能達至公平公正。

加價鬥品質還是減價頂爛市，that is the question。

李博士美國大學畢業回港，在本地一家鐘錶公司工作，兩年後他在公司聚會中認識了日本鐘錶大企業「星辰錶」的代表，並獲聘加入該公司駐港機構新設立的營業部。他直言這是人生一大轉捩點，讓他學習到日本公司的工作模式。

現今，機構隨時有機會面對危機，負責人有需要懂得識別和掌握公司擁有的核心競爭力，才能減低因危機出現而令機構受損的風險。

職場中的讚美與批評是兩面刃，若運用得宜，它不但促使工作順暢，而且有助員工成長。

由於缺乏對「持份者理論」的承諾，企業之公益 CSR 活動經常受限制於股東利益考慮。當企業業務或盈利受壓時，非股東持份者的利益考慮往往被放諸於旁變成次要。

費里曼（R. Edward Freeman）是最早推動持份者理論的管理學者之一。他的模式包括六類持份者：股東、高層、員工、顧客、供應商及社區（包括環保）。他們應對企業重大決策有參與權，並期望不會只被視為工具或手段。企業高層有權責將企業管理得好，並小心平衡不同持份者的利益。

費老在目擊美斯這兩記殺着後，呼吸幾乎停止。他要登山趕過利物浦、讓紅魔寫在英足史上最強的目標幻滅了，留下來的只有遺憾。

過份或濫用的高管股票期權薪酬計劃令到管理層過份冒險以爭取短期股價上升，也導致過高不合理的薪酬（在美國2012年一個 CEO 的薪酬可以是一個普通員工的350 倍）。在 MSV 的理念下，企業傾向高借貸、高股息及頻密回購股份的政策，但減少產品創新研發的投資和低層員工的薪津。

金融化與世襲化的資本主義需要迫切改革以拯救其正當性與可持續性。對它的未來改革，筆者仍是樂觀正面的，因它有一套「自我調整機制」。但單靠政府的公權力量並不能做到，商界、學界和民間組織如能及早作出醒覺及價值觀改變，相信我們仍可以創造另一個可持續的「綠色資本主義」。

其實要成功獲聘，是取決於兩大要素，即求職者在面試中的態度，以及面試官感覺到求職者能力的高低。

胡主席點播了羅文主唱的《獅子山下》，因為歌詞很能表達香港精神，任何理想都要付出努力去追尋。他提到時下的年輕人學歷較上一代高，因此投身社會時希望取得高職，將理想放在很高的位置，自尊心也較強。他指出，年輕人若對上司不滿或有訴求，就必須坦白告訴上司自己的想法，一起解決矛盾，切忌將矛盾極端化。

身為成功的企業家和公共領袖，胡主席的人生追求並不複雜，只希望香港是我們的家，可以讓大家開心和諧的城市，安居樂業。他分享，每件事都可從不同角度去看，如以正面態度看待事情，做人會比較開心。

談到自己的領導風格，葉太認為自己比較偏向哈佛大學 Joseph Nye 教授提出的「軟力量」，不靠權力和競爭，而注重共同合作和共享願景，近似女性領導風格「femaine style leadership」。

為了不斷創造利潤，企業千方百計鼓勵及刺激消費，不惜扭曲消費者的需要及造成大量的浪費。企業無止境地消耗天然資源，造成難以挽回的環境破壞，經濟能否持續發展成為很大的問號。

何博士談到生命最重要的，莫過於有自由意志做自己最喜歡的事。他認為，人生並非單以金錢至上，更重要是既平衡生活的需要，又追尋自己的理想和興趣。他認為追求理想需要自己努力爭取，不要放棄，有時候失敗了，就不要緊張成敗得失。

時至今天，世界各地已愈來愈多企業察覺到這種生產及消費方式無法持續下去。美國的燕達飛公司（Interface Inc）可以說是最具代表性的先行者。它是一家方塊地氈的製造商（世界市場佔有量超過40%）。在90年代初，其主席被一個客戶問了一個簡單的問題：你的公司有多環保？

資本主義制度，特別是資本主義企業，不斷隨着時代的轉變而蛻變。過去二、三十年來，在全球各地的資本主義企業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反思，亦湧現了各種企業求變的運動。即使在資本主義企業的大本營——歐美諸國——這些深刻反思及探索行動亦是與日俱增。

未來發展，將會突破傳統單向的呈現方式，細緻地設計使用者體驗，應用大數據為讀者提供互動且可靠的資訊。相信之後會融合「聲、影、畫」媒介和大數據，創造互動內容的更多可能！

施先生說，追求快樂是每個人的權利，但必須根據佛洛伊德的理論，為長遠快樂，壓抑眼前的快樂。他認為自己雖然時常微笑，但也有遠慮，經常做一些籌劃。施先生也分享了自己的快樂方程式，在吃飽穿暖之餘，將自己期望調較至現實的水平。

作為獵頭人，筆者對上述高水平的要求已是司空見慣，不覺稀奇。因為，50%僱主其實只想招聘人才金字塔頂端5%之精英。故此，僱主慨嘆「搵人難」，其實應是「搵叻人難」。

每當收到取消訂閱通知，最傷透心的，莫過於在每封電郵背後默默耕耘的營銷業者。昔日熱心的訂戶，從此與品牌成「陌路人」。

只要知道天下之大，到處都是英雄好漢，就可學會謙卑走向正路。

黃博士認為出色的領袖需要以身作則，並非單單指揮別人工作，而是成為榜樣，讓追隨者信服，以德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