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社編輯部

梁智鴻醫生每做一件事全以大局出發，無考慮自己，亦在大局中考慮所有持份者的利益，務求做得公道，因此高永文醫生十分尊敬他。

在中國的歷史傳統裏，中國文化最主要的河流不停地發展，各方面吸收新的知識，發展自己的學術，也是在這個歷史上建立起來的。

香港的補習事業蓬勃，是否就代表香港的正規教育失敗呢？為何遵理的補習能經營的如此成功？

在國際上，小地方要與其他地方競爭的話，在科技工科方面還是有希望做得到；而研究歷史、社會科學都受到香港地方小的限制，缺乏環境。

今年入讀港大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的37名同學中，平均成績（最佳6科）在39分以上。排名首30名的考生，平均成績更高達41.27。

李敖喜歡被稱為思想家、文豪。他當然不是一個真正的學者，可他幾乎是目前唯一一個可以跟五四那代還能接上線的人，他跟胡適等名家有過交往，也和當時國民黨的將領和後人認識。

香港政府從來就沒有對高教大學有所干預，一點也沒有，這是幾十年的傳統。我在港大的時候，從沒有試過政府要求我們做什麼，完全是由我們自由的發揮，完全是靠學者自己的經歷、精神、學術興趣。

《今天》的誕生，是地下文壇載着一群少年的夢想，頂着泥土拼命地向上生長，讓朦朧詩歌終見光芒。

「人是在群體中生活的，必須互相合作。貓咪之間的交往是建基於互舔身體，猴子之間的交往是建基於互相幫忙捉去身上的蚤子，而人類之間的交往則是建基於忍耐。」

馬傑偉樂觀地認為：「每一代人都有解決問題的方法，標準可能要彈性點。全世界都面對年輕人難買樓的問題，紐約、倫敦亦然，但我相信思想上的talent，最困難時有解決方法，都是逼出來的。」

林燕妮是一位出色的散文作家，從她的文字間已能感受其真性情，沒有半點矯情，用字淺白、坦率，一針見血，把心中說話寫出來。

歐洲教堂一般歷史悠久，收藏很多珍貴文物，其中有很多跟宗教有關的聖物和富翁收藏的文物，由此「化私為公」，對公眾開放，並具備研究、展示、收藏等功能，逐漸形成今日博物館的基本功能。

三位本土青年企業家有傳承、有創業，譜寫不同的香港故事。

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新世代和人工智能科技發展帶來的挑戰，社會、企業和個人需要具備怎樣的明日思維，應如何擁抱未來？

《NGO與顏色革命》一書提出了發人深省的問題：NGO實踐的是「普世價值與人民福祉」還是「西方價值與國家利益」？

「《13‧67》在2013年完稿，2014年中推出台灣版，接着香港便發生了雨傘運動，國際都關注香港的情況，這本書在法蘭克福書展很自然地受到注目。當一所大型出版社買了版權，其他的出版社也自然關注起來。」

「村上春樹是關西人，如果他18歲沒有來到東京讀早稻田大學，而是一直在關西，或許就不會寫小說。」

「做議員時，我討厭在鏡頭前哭泣，認為絕無此需要。但寫書時，可以把感受很深的事情寫出來。此書與我在鏡頭前的表現，或許有點分別。」

編按：香港一代曆法大師蔡伯勵先生2018年7月26日清晨在養和醫院病逝，享年96歲。

知音知己之情是一種欣賞、慕悅、關懷之情，是一種願意分享的意願。而這種意願和感情具有非常明顯的雙向性和互通性。

香港教育大學（教大）舉辦「基石數學」夏令營，以互動的電子學習平台幫助香港初中生掌握數學概念，培養抽象數學思維。

高亞培博士著寫了一本勵志手冊，跟時下年輕一代分享自己的人生經驗，讓迷茫青年面對社會不公、經濟不景氣、缺乏向上流動機會的考驗時迎難而上。

今年是理大第5年舉辦內衣時裝展。來自服裝及紡織（榮譽）文學士學位組合課程（內衣專業）的應屆準畢業生，精心設計和縫製出12個系列、每系列6套的作品。

2012年，曾蔭權像前任的董建華一樣，面對誠信破產的局面。他在立法會也作了扮無辜的自我批評。但是，即使承受這樣的屈辱，也難為他爭得同情。

鄭永年認為年輕人雖然對古典愈來愈不感興趣，但多讀一些像《道德經》般的經典，得着其實很大。

中國工程院院士李焯芬教授指出，日後香港科研工作者可直接申請內地研究經費。未來香港高教界及科技界多了一個重要資助來源。

梁智鴻指今天「每個人都想自己是對的，字典裏沒有we和us（我們），只有me和I（我）」，他希望藉個人經驗，幫助社會重回理性。

香港教育大學一直重視幼兒教育，除了推行課程外，也在教育博物館推行展覽，最近更把香港幼稚園歷史輯錄成書，讓讀者懷念幼稚園的生活。

經驗學習如此重要，趙氏伉儷早前在報章上的文章，不斷提出：究竟學校有沒有機會有這樣的經驗學習，有沒有資源可以支持？

讓小兒子休學一年的意見一出，身邊的主流教師朋友、親戚認為何美儀「黐咗線」，勸他不要害了兒子，更不要以身試法；但也有人認為休學沒有所謂，甚至提供不同另類學習的課程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