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啟以來，美國持續發生深刻變革。無論是右翼民粹主義興起、總統大幅擴權、打擊自由多元主義，還是以交易主義方式處理同盟關係、大搞「退出外交」，都表明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力圖重塑「美國性」。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世界和中國需要面對一個與以往大不相同的美國。
美民粹主義抬頭 民主自由受打擊
概要而言，認識美國性的重塑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需要認識一個非自由主義的美國，以及美國民主體制面臨的嚴重挑戰，重視美國國內政治動盪對中美關係的外溢性影響。長期以來，人們習慣用自由民主描述美國，但是，2025年1月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宮以後，其針對民主黨和自由派人士倡導的多元、平等、包容（DEI）展開更具系統性的打擊，美國司法部門和立法部門對行政部門權力的制衡有所弱化。特朗普及其背後的「讓美國再次偉大」政治勢力，試圖重新界定何謂自由、何謂民主，他們希望打贏的並不僅是一場文化戰爭，而是試圖將右翼民粹主義的諸多理念制度化。
毋庸置疑，過去數十年來美國國內政治中的各種裂痕持續增大，跟政治相關的暴力活動顯著上升。民粹主義的「憤怒」助長了「強人總統」的崛起。無論是保守派精英還是左翼人士，都在一定程度上認可暴力和極端主義。政黨之間的極化演變為政黨內部的極化，政黨政治的極化演變為在美國社會瀰漫的情感極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美國民眾對體制的信任度下降，有關深層政府、行政國（Administrative State）如何把控美國政治權力的討論不斷升溫。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不僅要更換美國意識形態體系，還力圖改造美國政府的權力架構。這位標新立異的共和黨總統尋求行政部門權力的急劇擴張，通過實施頗具爭議的打擊移民等政策，嘗試打破既有的法律界限。特朗普在關稅等領域的強勢作為，美國國會對白宮制衡能力的弱化，讓世界看到強人總統在美國的興起，進而引發有關美國式威權的討論。
資源投入美本國產業
第二，需要認識一個國家主義的美國，美國政府對經濟發展干預力度的強化將給世界和中國帶來重要影響。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者都尋求制定和實施所謂現代產業戰略，希望透過加大美國政府的投入和支持，提升美國在半導體、通訊電子、能源、關鍵礦產等領域的產業競爭力，以更強大的美國製造實力維護供應鏈安全，減少對中國等競爭對手的經濟依賴。
很大程度上，美國正在經歷從金融資本主義向國家權力資本主義的轉變。拜登執政時期，時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傑克·沙利文等人倡導「二十一世紀的產業政策」，鼓吹更加注重發揮政府作用的「新華盛頓共識」。 2026年6月，美國財長貝森特在紐約經濟俱樂部發表演講，闡述「二十一世紀美國經濟方略」。他強調，特朗普政府將運用多種政策工具強化國家產業能力，提升美國政府對關鍵物資生產的掌控力。美國政府與社會、國家與產業體系之間的互動正在發生深遠的變化。美國將芯片、關鍵礦產、藥品等產業安全化，將對中美長期博弈產生重要影響。
中美科技冷戰
第三，需要認識一個技術民族主義的美國，探究美國科技-軍事-工業複合體的興起及其對中美博弈的影響。創新力是美國力量的核心，科技議題成為大國競爭的焦點，大國日益聚焦以技術-產業鏈控制為核心的體系性博弈。為維護自身的科技霸權地位，美國不斷加碼對華科技冷戰。贏得與中國的科技競爭，是美國技術民族主義的核心目標。特朗普政府試圖以戰略性和任務性導向改造其創新生態系統，鞏固美國的技術領導地位。美國將人工智能、量子訊息、生物製造等視為必爭必贏的技術領域。
科技—軍事—工業複合體的興起，是影響美國未來發展走向的重要因素。該複合體充斥很多技術鷹派人士，他們高度重視中美科技競爭，傾向於放大中國威脅、強化大國對抗敘事，尤其是其重點推動的智能化戰爭對中美安全博弈具有重要影響。高技術企業、技術產業協會、研究科技競爭問題的專家和智庫等，成為美國國家安全部門的關鍵合作對象。深入研究科技—軍事—工業複合體，有助於從美國多元主體及其互動的角度，及時研判美國對華科技冷戰的演進態勢，前瞻性地把握中國面臨的風險挑戰。
美國漸趨單邊主義
第四，需要認識一個交易主義的美國， 從全球公共產品角度謀劃如何運籌中美關係。全球治理已經成為中美博弈的重點領域，如何應對奉行交易主義、大搞退出外交的美國，是中國外交面臨的突出挑戰之一。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曾提出「金德爾伯格陷阱」，這概念與中美圍繞全球治理的博弈高度相關。金德爾伯格陷阱是指在全球權力轉移過程中，如果新興大國不能承擔領導責任，就會導致國際公共產品短缺，進而造成全球經濟混亂和安全失序。
美國曾經是全球公共產品的主要提供者，主導建立了國際經濟治理的主要機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此類全球公共產品對於國際貿易與投資的發展發揮了一定積極作用。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支持全球治理的意願和能力明顯下降。及至特朗普時期，「美國優先」理念大行其道，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單邊主義更趨突出。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後的一年裏，美國就退出66個國際組織。
與此同時，對外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前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杜如松（Rush Doshi）等美國戰略界人士認為，中國試圖削弱美國對國際秩序的主導權，美國需要設法鈍化（Blunting）中國的秩序建設努力。在特朗普政府推動退出外交的背景下，如何妥善應對中美在全球治理領域的互動，如何在國際秩序層面實現中美協調，如何處理中美圍繞全球南方的競爭，這些都是中國外交面臨的重要挑戰。
總之，運籌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戰略博弈，需要認清美國成為躁動霸權的現實，需要打破對美國的很多慣常認知。唯有針對新的美國性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方能構建評估美國戰略走向的精準框架，進而制定靈巧有效的對美政策。
原刊於中美聚焦，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