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底爆發的伊朗戰爭歷時三個多月，進入停火談判期。開戰後不久，霍爾木茲海峽就被封鎖，航運通行幾乎終止，布蘭特原油價格從戰前每桶72美元一度攀升至接近130美元，全球能源市場經歷了冷戰結束後最劇烈的波動。許多國家不僅陷入能源危機，也面臨更大的經濟衰退風險。在衝突最激烈的時候，大多數觀察者把目光聚焦在戰場態勢、外交博弈、短期市場漲跌方面，但實體經濟已經改變。最終，人們也會發現自己的朦朧感知得到印證：2026年的能源危機，將再次推動全球能源安全認知的迭代。
中東作為全球油氣資源的核心地區，始終是現代工業文明能源認知的「試煉場」。每隔十多年，中東地區就會爆發大規模的地緣衝突，並形成一種極端的能源壓力測試，暴露既有能源安全框架的缺陷，倒逼各國調整戰略方向，重構能源政策體系。 1973年的中東戰爭、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1990年海灣戰爭都扮演了這樣的角色。 2022年則俄烏衝突，則是2026年能源危機的伏筆，以及前置壓力測試。2026年的伊朗戰爭，則完成了能源安全認知最新的升級，其影響之深遠，恐將超過先前所有危機的總和。
一、中東衝突與能源認知的歷史嬗變
過去幾十年，中東能源危機，每次都會成為全球能源政策轉向的催化劑。
第一次石油危機與能源安全1.0
1973年之前，西方工業國家長期沉浸在廉價石油的慣性認知裏。國際油價長期穩定在每桶2.7至3美元的區間，甚至低於瓶裝飲用水的價格；大排氣量汽車、高耗能產業成為西方經濟的標準配備。主流輿論認定中東石油將以穩定的低價，提供無限的供應。1973年中東戰爭爆發後，阿拉伯產油國為了支持對以色列作戰，聯合實施減產、禁運與提價，以定價向西方施壓，結果三個月內讓油價上漲近四倍，每桶超過了11美元，直接終結了戰後西方的黃金增長期。美國出現全國性的燃油供應短缺，加油站排隊，工業生產陷入停滯，經濟進入滯脹周期；日本作為油氣對外依存度99%的經濟體，重工業體系遭受了劇烈衝擊，全國出現生活物資搶購潮，能源脆弱性暴露無遺。
正是這次危機，完成全球能源安全思維的第一次迭代：石油不再是單純的市場化商品，而可以被「武器化」，用作地緣博弈工具的戰略物資。確保油氣供應被上升到了國家安全層面。已開發經濟體第一次清楚意識到，過度依賴中東單一產區存在巨大風險。由此，也催生了「能源安全1.0」版本的核心思維：追求供應來源的多元化。各國也立刻啟動了非中東產區的布局：歐洲、美國加快北海、阿拉斯加的油田勘探開發，跨國石油公司大規模投資墨西哥、東南亞、西非的原油產能，所有政策的核心訴求非常明確──不要把所有供應都放在中東這一個籃子裏，務必分散海外採購來源。
（Wikimedia Commons）
第二次石油危機與能源安全2.0
1979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隔年兩伊戰爭打響，中東石油產量再次大幅下滑，油價較1973年危機之前上漲了13倍，攀升至每桶40美元，且數年維持在高位。連續的能源衝擊，讓各國意識到一個殘酷現實：按照當時的節奏，把油氣來源分散到全球，對中東的依賴仍然過高，中東動盪依然可以重創各國經濟，同時，只要是海外油田，始終存在不可控的地緣風險。因此，不能再靠在全球多個地方買油的方式來保障能源安全。
於是，能源安全升級到了「2.0」版本。各國政策重心從單純的分散海外採購來源，轉向發展本土自主供給：有資源禀賦的國家開始加大開發境內油氣資源，努力擺脫對中東和海外產地的依賴──美國放開本土頁岩油氣勘探，英國、挪威加速推進北海油田產能建設，加拿大的阿爾伯塔油天然氣、澳大利亞的西北大陸架項目也進入了商業化工地。國際能源總署（IEA）的90天戰略石油儲備機制也在這段時期全面落實。至此，能源安全思路完成了兩層結構，即海外來源多角化加本土自主。
當然，發展本土化石能源，只適用於有天然儲備的國家；對於沒有儲備的國家，例如日本，只能繼續擴大海外來源的多元化，並在本土嘗試核電、煤電（基於進口煤炭）及再生能源的解決方案。其中，核電一度被寄予厚望：日本的核電發電量曾經達到全國總電力的30%，但2011年的福島事故成了歷史轉折點，公眾顧忌安全，開始強烈反對核電，監管大幅收緊，項目收縮，核電發電佔比回落到10%。這也是後話了──日本、法國等個別國家在核電領域的努力，沒有改變全球對油氣的依賴。德國等國在過去十多20年更毅然採取棄核路線。
從全球範圍來看，1979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費，石油約44%，天然氣約18%，油氣合計62%；到2024年同樣的指標，石油約30%，天然氣約24%，油氣合計54%。世界仍然重度依賴油氣能源，能源結構調整主要發生在石油與天然氣兩個品類之間，而伴隨更多的經濟體的崛起，全球油氣總能量消耗反而上升了85%。
更重要的是，過去30年，是全球化加速的30年。全球經濟連結加強，任何地方的能源短缺都可能向全球傳導。在這樣的一個經濟體裏，能源脆弱性反而有所提升。
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後，能源供應一度緊張，但歐洲花了三年時間完成了對俄羅斯管道氣的替代，建構了以美國天然氣、中東石油為核心的供應體系，看似安穩。本質上，全球經濟沒有跳脫「能源安全2.0」的框架，只是做了小修小補。主流輿論認為，俄烏戰爭畢竟是發生在歐洲邊緣的局部事件，稍作調整，就足以因應能源風險。
直到2026年伊朗戰爭爆發。
二、能源獨立範式證偽 舊框架失效
伊朗戰爭及霍爾木茲海峽封閉的影響
2026年2月伊朗戰爭爆發後，市場最初的反應，仍是基於舊框架的判斷：油價短期上漲，各國釋放戰略儲備，衝突很快就會結束，市場將回歸常態。但隨着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受阻，擁有世界最強大海軍的美國對奪回航道無能為力，伊朗在經濟消耗戰中佔上風，衝突正進入長期化、常態化的狀態。同時，世界感受到能源危機引發的糧食危機、供應鏈危機、經濟危機、貨幣危機、金融危機，觀察者的預期也隨之改變：看來，舊框架有系統性的缺陷。
首先被證偽的，是美國頁岩油革命以來建構十餘年的「能源獨立」敘事。美國已是全球第一大油氣生產國，實現了油氣淨出口，一直把「能源獨立」掛在嘴上，當作戰略優勢。戰爭爆發後，特朗普鼓吹美國不需要中東油氣、不需要霍爾木茲海峽，但阻止不了美國國內汽油價格從每加侖3美元漲到5美元，柴油價格也創2022年以來新高。
終端能源價格上漲，直接推高了通膨與物價，迫使聯準會推遲降息周期。富裕中產階級家庭從AI概念股的上漲中賺得盆滿缽滿，但大部分一般民眾因為油價上漲而苦不堪言，可負擔性危機惡化，貧富差距不斷放大。特朗普面對巨大的國內政治經濟壓力，不得不以「無條件投降」的方式結束戰爭。
美國本土能源價格上漲的事實，揭示了一個被長期忽略的邏輯：石油和天然氣是高度連結的全球統一定價商品，本土生產能力只能保障供應不中斷，卻無法隔離全球價格上漲的傳導效應。美國的市場化機制也決定了：油氣企業是純市場化主體，不會以低於國際市場的價格向國內供應能源，國際油價上漲時，國內油價必然同步上漲。在此機制上，要影響價格，只有採用政府財政介入的方式（補貼）。因此，所謂的「能源獨立」，只解決了「有沒有油用」的基本問題，但無法解決「油價上漲帶來的輸入性通膨」的生產及民生問題。
接着被證偽的，是「油氣來源多元化等於能源安全」的傳統認知。歐洲在俄烏衝突後，就已經實現油氣來源的相對多元化；東亞國家的石油主要來自中東，但天然氣供應相對分散化，分布於中東、東南亞、北美、非洲等多個區域。但在霍爾木茲海峽受阻後，全球能源價格劇烈波動，由於石油和天然氣是全球定價的大宗商品，任何地方的供需變化都會透過定價機制傳導至所有市場主體。
更要命的是，許多國家的發電也依賴天然氣，使得天然氣價格上漲傳導至電力價格及終端市場。結果，各國能源價格快速上升。歐洲TTF天然氣價格一周內上漲55%，高峰單月漲幅達80%；德國、法國工業電價較戰前上漲62%；東亞經濟體中，日本擁有大量石油儲備，政府也在積極補貼油價，但電力價格仍上漲40%，此外還出現石腦油供應短缺，石化產業鏈上游原料價格的情況。韓國汽油價格高峰上漲近60%，甚至因塑膠原料短缺出現日用品搶購。東南亞國家方面，工業天然氣平均漲幅105%，零售石油漲幅34%，居民用電漲幅30%。許多地方出現工業停產、被迫回到疫情時期的限制出行和遠距辦公狀態。
而這次危機中受衝擊最為嚴重的，是財政能力薄弱的油氣進口型發展中經濟體。以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及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為代表，這類經濟體外匯儲備規模有限，既無力承擔油價上漲帶來的進口成本激增，也不具備維持燃料價格補貼的財政能力，最終出現國內燃油價格翻倍、通膨率飆升、物流體系癱瘓、供應鏈坍塌、社會秩序動盪的局面。對這類經濟體而言，能源安全的核心衝突早已從能否獲得供應，轉變為能否承受價格波動。
相較之下，中國是主要經濟體中受到影響較小的國家，由於煤電、核電、新能源等偏向本地定價的能源佔比超過70%，使居民電價僅上漲2.3%，工業電價上漲3.1%，沒有出現大範圍的價格波動，保證了民生與供應鏈韌性。零售汽油價格雖然上漲，但由於國家的電氣化程度高、公共基礎設施發達，居民轉向替代能源消費，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因此相對可控。
真正能源安全在於價格穩定
伊朗戰爭讓各國直觀地看到：
一、油氣來源再多元化，再自主化，也無法對沖系統性的價格波動風險－只要你還在使用油氣，就無法逃脫全球定價體系的影響高比例本地定價能源的抗風險能力。
二、過去半世紀的能源安全框架，始終在油氣體系內尋找解決方案，所有政策設計都圍繞着保障供應可用性展開，卻忽略了價格穩定性。而只要一個經濟體的能源體系仍然以油氣為中心，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在全球地緣衝突帶來的價格波動風險之下──而無論是本土生產，還是外部來源多元化，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
因此，真正的能源安全，不僅要保障供應穩定，更要建構價格安全屏障，最大限度降低國際能源價格波動對本土經濟的傳導效應。
原刊於作者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伊朗戰爭「打醒」全球：能源安全從1.0到4.0〉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