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開始，中央果斷出手制定和實施《香港國安法》、從根本上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與香港特區政府一起大力遏制內外敵對勢力、接連出台惠港政策和措施以及推動香港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央的一系列舉措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香港的政治格局和生態。
與此同時，香港所面對的國際環境也發生了劇變。美西方敵視香港，不再承認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是中國境內的一個特殊的地區，愈來愈不再把內地與香港區別對待，並認定香港的繁榮穩定不再符合美西方的核心利益。在這種「新」的對港思維下，美西方把破壞香港的穩定、發展和國際地位作為遏制中國的手段。
上述的種種變化，都推動着香港的民意逐步向一國兩制發展有利的方向蛻變，也逐漸清除了過去一些不利於一國兩制全面和準確實踐的民意。
首先，在回歸前後一段相當長時期內，反中亂港分子和外部勢力主導了香港的思想、輿論和教育陣地。他們不斷散布各種反中、反共、反特區政府和嚴重扭曲一國兩制的初心和內涵的言論，其中最為核心的是把香港當作「獨立政治實體」、否定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和從陰謀論角度看待中央對香港的善意和關愛。內外敵對勢力的惡毒和偏頗言論，在部分香港人尤其年輕人中滋生對國家、中央、內地同胞、特區政府、一國兩制的牴觸情緒，嚴重妨礙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
在中央撥亂反正後，內外敵對勢力再無立錐之地，而思想、輿論和教育陣地亦改由愛國力量主導。過去數年，在中央支持下，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在學校和社會積極推動各種形式的國民教育、國家安全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在相當程度上重塑了香港的民意。尤其明顯的是愈來愈多人認識到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國兩制是對國家和香港都有利的方針政策、中央對香港享有全面管治權、中央所做的事是為香港好、香港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第二，中央果斷出手不但迅速平息了修例風波所引發的前所未有的嚴重暴亂，更徹底結束了香港回歸以來的連綿不斷的政治鬥爭和動亂。過去幾年，香港的管治比較有效和順暢，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得以集中精力處理那些積累已久和不斷疊加的經濟、社會和民生難題，並取得不錯的成績，贏得香港人的肯定。中央更出台了很多對香港經濟發展、產業轉型和民生改善有利的政策和措施。在香港面對美西方的不斷打壓下，中央支持香港開拓內地市場，尋找海外發展機遇。通過國家的五年規劃，中央協助和支持香港發展一系列能夠讓香港得以發揮獨特優勢和服務國家發展的國際中心和樞紐。中央對香港的重視和關愛讓港人印象深刻、銘記於心和感恩圖報。過去幾年，中央和特區、內地與香港的關係前所未有地密切和良好。任何意圖挑撥離間香港人與國家、中央和內地的關係的圖謀愈來愈難以得逞。
反華勢力再難煽動香港民意
第三，過去幾年，香港人對反中亂港分子有了新的認識和態度。以前，反中亂港分子以「民主鬥士」、「人權分子」、「香港自治和利益維護者」自居，在社會上特別在部分年輕人中間產生了重大的煽惑作用。香港回歸後一段長時期，反中亂港分子與外部勢力勾連，組織和發動一連串的政治鬥爭和暴亂，將香港置於水深火熱之中。2019至2020年爆發的港版「顏色革命」對香港多方面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擊。
香港人迄今對當年的打砸搶燒事件仍歷歷在目，對反中亂港分子的態度也因此出現明顯變化。愈來愈多香港人對他們的所作所為心生反感，對他們的政治圖謀有所洞察。換言之，反中亂港分子已經不可逆轉地喪失了群眾和民意的支持。唯其如此，香港人對大批反中亂港組織解散和反中亂港分子鋃鐺入獄或無動於衷、或拍手稱快。反中亂港分子尤其那些潛逃到海外的人縱然仍以各種「軟對抗」手段來宣洩憤懣，但作為一股政治力量卻已經是明日黃花，也失去了對美西方的利用價值。
第四，香港人對美西方的態度愈趨負面。美西方內部的民主、人權、自由、法治和包容性的情況每況愈下，讓愈來愈多香港人清楚認識到美西方正在走向衰落。美西方對反中亂港分子的支持和在香港長期動亂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讓香港人反感和警惕。美西方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對香港的無理批評和肆意打壓，讓香港人認識到美西方的虛偽、橫蠻和雙重標準。
香港人也明白香港未來的發展不能寄望於美西方，而香港的發展反而會受到美西方的遏制。凡此種種，不少過去對美西方景仰的香港人對美西方失望和憤慨。國家的高速崛起和美西方對中國的排斥和打擊，亦在香港人中間產生一種樸素的民族意識，從而強化了香港人與國家和內地同胞的感情紐帶。
在這種對美西方負面態度不斷發酵的環境下，美西方媒體在香港人特別精英階層之中的公信力和影響力持續下滑。香港人普遍感到美西方媒體對香港和中國心存偏見、用心陰險和不斷意圖削弱香港人對國家、中央、特區政府和一國兩制的信心。在香港人心目中，美西方媒體不再是「客觀」和「持平」報道的平台，反而是美西方用來對其他國家進行顛覆、滲透、分化和破壞的手段。他們愈來愈清楚美西方媒體在香港的長期動亂中不斷抬捧反中亂港分子和詆毀愛國人士背後的圖謀。
所有這些香港民意的變化在過去幾年來愈來愈清晰，其實不少香港人都已經在不同程度上觀察和感受得到。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情和事態發展讓這些民意變化集中呈現出來。它們比民意調查更能展示香港民意的蛻變。
首先，過去在反中亂港分子和外部勢力的煽惑和恐嚇下，部分香港人對於加強與內地在經濟上的聯繫頗為抗拒，擔心會失去香港的高度自治、改變香港的制度和價值觀，乃至破環香港的獨特性。最近幾年來，愈來愈多香港人特別是精英分子贊同香港應該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尤其是積極對接國家的五年規劃、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深港合作。不少人甚至認為特區政府在這些方面的工作的步伐太慢、深度和力度也不足。他們愈來愈擔心香港在國家的發展中的地位「弱化」。這些民意的改變其實同時也表達了對國家和中央的信任和信賴不斷提升。以此之故，國家領導人提出特區政府要努力讓香港對接國家發展戰略的要求在香港得到民意和輿論的普遍認同。
第二，過去不少人認為反中亂港的首惡、《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如果因為干犯《香港國安法》被捕或被判有罪，則一場政治風暴便必然會被內外敵對勢力掀起。可是，事態的發展卻恰恰相反。黎智英確實被捕、被長時間審訊和最後被判違反《香港國安法》和其他法律，但在整個過程中香港人卻不但沒有進行任何表示支持或「聲援」黎智英的行動，反而無動於衷、態度冷漠。部分人對黎智英的所作所為感到憤怒。更有不少人認為黎智英的遭遇證明了香港的法制健全、突顯了香港的法律公義和彰顯了香港的執法司法能力。黎智英被法院裁定有罪後，美西方的媒體和政客一如所料反應激烈，對香港橫加指責，並威脅制裁香港的法官和官員。然而，他們對黎智英案的種種指控在香港不單沒有掀起任何波瀾，甚至連漣漪也少得可憐。黎智英案顯示出來的是香港人對以黎智英為首的反中亂港分子的厭惡、對美西方政客的反感和不信任、對個別美西方媒體的鄙視、對《香港國安法》的尊重、對中央制定《香港國安法》的感激和對那些能夠頂住美西方壓力而堅持秉公辦案的法官和檢控官的敬佩。
第三，2024年，香港特區制定和實施《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標誌着延宕近27年的《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順利完成，強化了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回想過去，23條立法被視為「不可完成的任務」。這次立法工作得以在無風無浪下成功完成，原因固然甚多，但香港民意對23條立法的逆轉應該是主要因素之一。立法成功意味着香港人感受到香港的繁榮穩定以及國家的安全確實受到內外敵對勢力的威脅，而修例風波所觸發的暴亂，更讓香港人切身體驗到國家安全得不到維護所帶來的痛苦和傷害。
香港人的國家觀念、民族意識和對中央的信任不斷提升，為立法工作營造了優越的思想氛圍。在愈趨嚴峻的國際形勢下，香港人進一步明白到香港已經成為了美西方用來遏制中國的棋子，因此守好國家的「南大門」，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人義不容辭的責任和承擔，也符合香港人的切身利益。
構成邁向由治及興的重要條件
第四，大埔宏福苑的慘重火災發生後，美西方的媒體對火災的遇難者和受影響居民不但不懷抱惻隱和同情之心，反而試圖把這場災難政治化。它們把火災的成因歸咎於「愛國者治港」失敗、香港的制度欠健全、城市管理能力不足、特區政府監管工作鬆懈、消防設備落後等因素。個別媒體藉機挑動港人對特區政府不滿，攻擊行政長官和政府官員。相反，香港的媒體卻發布比較負責任和實事求是的報道和評論，沒有成為美西方媒體的傳聲筒，從而大幅減少美西方媒體對民意的影響。
更為重要的是香港人雖然滿懷悲痛，但卻對特區政府不遺餘力的救火、照顧和安置受影響居民、徹查真相、防止日後發生同樣災害、釐定和追究責任、承諾進行系統性改革等工作表示肯定。習近平主席、中央政府和內地各界對香港表達深切慰問和給予大力支持，讓香港人感到溫暖和安慰。
回想過去，香港發生的重大災害比如禽流感、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都經常被「政治化」，香港人亦往往被反中亂港分子挑唆而參與反政府的活動。今天，香港人則以理性和務實的態度對待這場特大災難，並發揚同舟共濟、守望相助的感人精神和行動。這場災難不但未有被「政治化」，反而讓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有機會團結各界共渡時艱和樂觀面對未來，並展示「愛國者治港」的優越性。
最後，大埔火災發生於11月26日，距離原定12月7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不足兩個星期。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此次火災來干擾立法會選舉，企圖把此次火災變成一項向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表達不滿的行動。他們希望降低此次選舉的投票率，從而「證明」新的選舉制度和「愛國者治港」不得人心。他們「建議」推遲此次選舉的日期，好讓他們有更多時間利用大埔火災製造政治矛盾和衝突。
不過，中央、特區政府、愛國力量和廣大市民卻能夠洞悉其奸，決定如期舉行選舉，不讓那些人得逞。結果是立法會選舉如期順利舉行，而投票率亦有輕微上升。假如大埔火災沒有發生，在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的前所未有的龐大動員下，投票率應該還有幾個百分點的增長。無論如何，此次立法會選舉在香港人仍然心情沉重和別有用心的人的干擾下仍能順利完成，顯示出香港民意已經走向理性、平和與沉穩，不會隨便聒噪盲動，也不會如以前般那麼容易被那些惡意政治操作所牽引並走向反政府和反建制的方向。
總的來說，在新的政治格局和生態下，不單香港的政治制度、管治方式和治理模式出現重大改變，香港的民意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變得愈來愈理性和成熟。這些客觀和主觀的變化對一國兩制的全面和準確實踐非常有利，也構成了香港得以從由亂到治向由治及興過渡的重要條件。
原刊於《大公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