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美國最終能成為朋友嗎？文章縱觀特朗普及習近平的從政之路，剖析中美兩國在貿易政策上的攻防戰。
「所謂軟實力，就是一種相對於硬實力的概念。何謂硬實力？古時代，各勢力利益矛盾，又或理念不合，通常以武力解決問題，強者勝，弱者敗；現代社會不會老是打仗，改用經濟制裁。
中國會否被美國指控為滙率操縱國？謎底即將揭曉。美國財政部按慣例將在4月15日發布特朗普就職後首份《國際經濟和滙率報告》，評估主要貿易伙伴的滙率政策。全球經貿、金融界人士正密切關注事態進展。 滙率問題已成為近來中美經貿關係的焦點。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曾多次揚言，上任首日就將指控中國為滙率操縱國。3月底，他重申，其「中國就是滙率操縱的『總冠軍』」的看法沒有變。我們希望，剛剛結束的「習特會」，能有助於雙方在此問題上充分交流，在未來謀求共識。 其實，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是否操縱滙率，美國有其自定的標准。判定滙率操縱需滿足三個條件：與美國的雙邊貿易順差超過200億美元；經常項目盈餘占其GDP比重超過3%；持續實施單邊外滙干預，通過買入外國資產促使本幣貶值，且買入規模在一年中達到其GDP的2%。 中美兩國已結成「命運共同體」 按此標準，很難得出中國是滙率操縱國的結論。中美雙邊貿易順差雖遠超200億美元，但已經在逐步縮小；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重已從2007年約10%的峰值顯著收窄，降至2016年的1.8%；最近一年多，中國央行在外滙市場賣出大量外滙儲備，避免人民幣過度貶值，操作方向與構成操縱的要件恰恰相反。因此，2016年10月，奧巴馬任期內最後一份評估報告，並未指控中國為「滙率操縱國」，並指出，中國支撐人民幣滙率的努力是為了防止本幣快速貶值從而傷及全球經濟。 美國數任前任財長，從勞倫斯·薩默斯（Lawerence Summers）到剛剛卸任的傑克·盧（Jack Lew）等都指出，當前中國並不符合滙率操縱國的標准。當然，變數猶存，特朗普素來不按常理出牌，況且他在競選期間和上任後頻頻就滙率問題向中國發難，中方應做好預案。 操縱指控其實並非美國新招數。從1988年開始，美國財政部每年兩次就國際經濟形勢和滙率政策向國會提交報告。從1992年至1994年，中國曾五次被指控滙率操縱，但美方並未實施貿易制裁；此後，在人民幣漸進升值期間，美方一直認為中方人為壓低人民幣滙率，但均未貼上滙率操縱的標簽。其實，在WTO多邊框架下，美國也未再將任何國家列為滙率操縱國。 說到底，滙率操縱指控是「表」，美國急於縮減大幅貿易逆差才是「裡」。中國是其貿易逆差的第一大來源。據美國商務部統計，目前，美國貨物貿易逆差中，約47%來自中國。但是，以鄰為壑的保護主義並不能扭轉中美貿易失衡。倘若美國以指控中國滙率操縱為由，對中國進口商品征收懲罰性的高額關稅，反而可能激發貿易戰，甚至等於「經濟斷交」，這不僅對中美而言將是「雙輸」的結局，還可能損害尚在艱難復蘇中的全球經濟。 中美貿易存在嚴重的不平衡，這的確是客觀事實，但是，這主要是全球產業布局、國際分工以及中美經濟結構和發展階段不同所致。在中美雙邊貿易中，中方在貨物貿易上是順差，在服務貿易方面則是逆差。人民幣滙率並非中美貿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實證研究證明，人民幣貶值已不能起到刺激中國出口的作用。中方也無意於此。相反，改善貿易失衡一直是中國的政策目標。努力改善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不是中國屈從外部壓力的結果，因為它不僅符合美國利益，也符合中國的長期利益。 中美雙方均應客觀分析雙邊貿易失衡的復雜成因，並在平等對話、溝通協商的基礎上相向而行，采取改善貿易失衡的建設性措施。否則，滙率操縱問題就可能成為年復一年籠罩在中美經貿關係上的烏雲。 對於中國而言，需要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金融等服務市場，進一步降低貿易壁壘、特別是服務業壁壘。治本之策則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只有如此，中國才能降低對外需的依賴，在擴大內需的同時，提升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外國商品和服務的進口需求。中國企業擴大到美國直接投資，不僅有利於緩解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還可為當地創造就業機會。此外，中國還可加快人民幣滙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增加滙率彈性，以免授人以柄。斷不可一遇衝擊，便暫停改革。 對於美國而言，特朗普希望振興制造業，改善貿易失衡，更應該求助於美國自身的經濟結構調整和國際協調。美方應發揮自身比較優勢，特別是擴大高技術產品對華出口，而不是動輒訴諸貿易保護主義，哪怕以此作為談判籌碼也將損害彼此信任。 中美經濟關係，尤其是近6000億美元的兩國貿易額，是兩國關係最堅實的「壓艙石」。這種關係經近40年努力方才行成，應倍加珍惜。滙率問題前景取決於中美各自宏觀經濟前景。倘若中國經濟增速不斷探底，美元又持續走強，貿易爭端就將激化。為避免這種不利局面，雙方均應調整宏觀經濟政策，推進結構性改革，一道走向繁榮。滙率爭議其實表明，中美兩國已結成「命運共同體」。 原刊於2017年4月10日出版的《財新周刊》第14期社評，獲作者授權發表。
世人關注已久的首次「習特會」終於敲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3月30日宣布：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4月6日至7日在美國佛羅裡達州海湖莊園同特朗普總統舉行會晤。這是國際關係重大事件，必將對全球、特別是西太平洋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四年前，當選國家主席僅三個月的習近平在美國加州的安納伯格莊園會見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此莊園非彼莊園。此次習近平與特朗普首次會面，有助於擱置爭議，尋找中美共識和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對特朗普政府而言，上任以來一系列的非常規動作，已引發國內強烈反彈；其廢除奧巴馬醫改之舉徹底失敗，針對部分穆斯林國家的旅行禁令受到司法機構反制，幕僚與俄羅斯的聯絡遭到國會調查；在對外關係上，中東和平、打擊「伊斯蘭國」和重構美俄關係屬於優先級別，挑戰重重。對中國而言，經濟增速放緩，金融風險及相伴隨的社會衝突有所顯露，需要妥善應對；開好中共十九大，則是今年頭等政治任務；外交上則是確保「一帶一路」倡議順利實施。因此，確保穩定良好的中美關係，有助於中美雙方實現各自的戰略。 「習特會」嚴峻且複雜 四年匆匆而逝，世事已歷滄桑。如果說四年前加州會晤的背景是隨著中國崛起，箱體運行的中美關係中競爭與不信任色彩漸濃，中國力圖以新型大國關係為新時期中美關係抓手的話，此次「習特會」面臨的局面更嚴峻且複雜，挑戰既急迫亦根本。 這一變化首先源於特朗普政府不按常理出牌。從甫一當選便突破中美建交以來歷屆美國政府的底線，與台灣地區領導人通電話，再到就彙率問題和貿易問題頻頻指責中國，大有中美關係大幅倒退之勢。所謂「解鈴還須系鈴人」，此次中美峰會舉行的前提，正是特朗普在事關中國核心利益的台灣問題上重回正軌。其次，加州莊園會晤涉及經濟、朝鮮、網絡安全、亞太領土爭端以及兩軍如何在亞太地區行動等話題，近年來，很多問題非但沒有緩和，反而有所加劇。朝核問題便是典型。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是特朗普政府在全球化和氣候變化等問題上立場倒退。這使得錨定兩國關係的基礎遭到侵蝕。 有鑒於此，此次中美元首在特朗普政府上任百日內就實現會晤實屬不易。人們期待通過兩國元首會面，中美關係近年來罕見的不確定因素能夠自上而下地得到釐清，兩國100多個對話交流機制得以延續。 雖然一度山重水複，中美關係仍有望柳暗花明。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在剛剛結束的北京之行中，雖未明確提及「新型大國關係」這個詞，卻直接引用了「新型大國關係」的關鍵部分，稱將本著「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努力與中國探索拓展更多領域合作。在會見蒂勒森時，習近平指出，中美兩國完全可以成為很好的合作伙伴。只要雙方堅持這個最大公約數，中美關係發展就有正確方向。 換言之，儘管中美之間公約數有所減少，只要成為合作伙伴的共識存在，兩國關係就有錨可依、有石可壓。「壓艙石」首先還是金額高達5196億美元的中美經貿。對中方而言，面對特朗普政府來勢洶洶的強硬貿易表態，一方面要強調中國市場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意義，比如，2015年，中美雙邊貿易和雙向投資為美國創造了約260萬個就業崗位，兩國經貿關係可幫助每個美國家庭平均每年減少850美元開支。同時，如不久前國際學者在中國發展論壇上所建言，隨著時間推移和經濟實力提升，中國也應擴大開放，適應國際經濟體系的新情況。以汽車關稅為例，中國汽車出口到美國基本上沒有關稅，中國汽車公司允許進入美國並可在任何地方建廠。而美國車賣到中國則必須支付25%的關稅。美國汽車公司在中國組建合資企業還有多種政策要求。在中國是新興經濟體之時，這些規則可能正當合理，但如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類似規則就需要做出一定調整。這對中國推動國內改革也是有益的。 中美關係的影響已溢出雙邊範疇，在朝核和南海問題上尤其如此，所以，彼此的協調尤為重要。如果在亞太地區中美兩國無法取得良性互動甚至漸行漸遠，這既不利於中國高度重視的「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又可能使中美兩國陷入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必有衝突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 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係，中美關係走向何方不僅取決於美方，也取決於中方。於中國言，只有立足國內改革，兌現開放承諾，在保證最大公約數的同時，致力拓展共同利益的邊界，著眼長遠，才能確保中美關係不受一時一事的影響，進而為中國和平發展繼續爭取穩定的周邊和全球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講，此次「習特會」不僅要放眼未來四年的中美關係，還要為中美關係未來的長遠發展確定方向。 原刊於2017年4月3日出版的《財新周刊》第13期社評，獲作者授權發表。
自從特朗普這隻現代歷史上最黑的黑天鵝飛出來以後，港股走勢迥異尋常。特朗普當選後，美股即刻氣勢如虹，屢創新高。港股卻反其道而行之，如爛泥般，扶極不上，甚而輾轉向下。港美兩市出現了令人詫異的，頗長時間的背道而馳現像。這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四會合併，組成聯交所，使港股成為基金可投資標的以來所僅見的。一直到2016年12月底，港股恆生指數曾跌穿21500點，相對於2016年全年高位跌了三千點，即使相對美國大選時11月的高位也跌了超過1500點。而這段時間美股上升了二千點。 一、港美股市的正相關 港股受美股牽引，或說港美股市存在正相關是港股投資者的習慣性思維。這種思維一方面受兩地股市指數統計數據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從港美乃至中美各個層面的聯系看出。香港貨幣與美元掛鈎；香港股市的主導者主要來自美國為主的歐美日本基金；近年作為香港股市主要發行人的上市公司多來自內地，而內地經濟與美國相關性甚高，每年中國對美有4000億美元的順差，約等於中國GDP的3%。自從鄧小平1979年訪美，奠定中美關係尤其是經濟關係的基石以來，盡管在政治層面兩國時有齟齬而現起伏，惟經濟關係大致平積發展，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以還，中美經貿迅速擴展，是中國崛起騰飛的其中一個重要動力。所有這些構成了港美股市亦步亦趣正相關的基礎。 二、特朗普反全球化動搖中美關係的基礎 特朗普受在全球化浪潮中利益受損的普通民眾擁戴贏得大選入主白宮。他在竟選中把中國當主要攻擊對像，聲言對中國貨品徵收45%的進口關稅，意圖從中國奪回就業職位，使轉移到中國的經濟活動重新回到美國。因此特朗普勝選後中美經濟關係變得不明朗，投資者擔心特朗普的政策使中美經濟關係逆轉有利美國，不利中國。這導致了特氐當選至年底港美股市出現前所未見的大幅背馳。 必須指出，本文說的中美關係不管有沒有加上經濟一辭全都是指中美經濟關係。很多人喜歡把中美關係焦聚到南海、台海及朝鮮半島，動不動就談論兩國兵戎相見。在目前這些其實都是做戲般做給人家看的。美國以它的國家人格絕不可能入侵中國；而中國種種高姿態的表演更多是為國內政治服務的，為執政者增加統治合法性基礎服務的。中國執致者不會冒失去政權的危險冒然發動戰爭的，所以政治上，軍事上的中美關係並不會因為特氐上臺而發生逆轉式的天翻地複的變化。只有經濟關係可能因為兩任美國總統之間，對全球化南轅北轍的取態，有可能逆轉。 三、特朗普的取態至為關鍵 特朗普年初甫上臺，馬上推出多個引起極大爭論的政策，包括退出TPP，禁止七國國民入境指令乃至建美墨邊境圍牆等。這些都是他竟選時的諾言。特氐不惜引起爭議，主要在向助他上臺的選民有所交代，以鞏固基本盤。不過對在竟選中大肆攻擊的中國卻出奇的箴默。一直到上臺近月，特氐已和二十多國元首接觸，對華竟未置一辭。令人十分奇怪。是無暇東顧還是進行著秘密談判呢？一直到元宵節第一公主伊萬卡赴中國使館，旋而傳出兩國元首通話的消息，港股投資者如釋重負，港股隨之扶搖直上，顯然有大量資金聞風而動，因成交也急速上揚，達到千億水平。到三月又傳出習近平將訪美，港股這一晴雨表馬上有陰轉晴的標示。不旋踵，恆指急升過千點，創出今年新高。 迄今天為止，港股今年的表現活脫就是中美關係的晴雨表。因為特朗普的政治背境，他千方百計，軟硬兼施務必從中國討些便宜，讓一些經濟活動轉回美國是特氐的政治立場決定的。除了中國有能力改變特氐的立場，現在中美關係看似沒有當初悲觀，主要還只是在氣氛層次沒有劍拔弩張的緊張(我這裏說的劍拔弩張還是用以形容兩國經濟關係，非指前有定論的政治或軍事關係)。看來特朗普治下的中美經濟關係不可能馬上看清端倪更不用說定形了。因此港股今天將不脫這種關係晴兩表功能。 四、習訪美與港股走向 中國元首習近平將在4月6、7日訪問美國，會晤特朗普。兩國元首見面自然是好事。顯示雙方有意願不讓關係綳緊。這當然屬氣氛營造的層面。特朗普作為商界人士，最關注的會是美國對華巨大的貿赤。其他諸如南海、台海及朝鮮半島只會是表示立場，而不會有什麼突破性變化。反正雙方底線是止於言文，不會出手，不會讓戰爭發生。但也有一點值得注意，中國難以用非經濟層面領域的退讓換取經濟利益。 在特朗普當政的今天，中國在貿易層面作出讓步是無可避免的必要妥協。中國政府也正式公開表示，中國不追求高額順差。習近平此次訪美在這一方面的事態發展最值得注意。到底以什麼方式解決貿易方面的巨大不平衡？是以限制中國的出口還是擴大美國的出口？步伐快慢也值得關注。實際上，中美貿易不平衡與當年日美貿易不平衡性質大為不同，甚至可以說複雜得多。日美貿易不平衡純粹因為日本公司對美出口形成的；中美則很大部分是美國在華公司對美出口造成。從而解決貿易不平衡更複雜。一不小心兩敗俱傷。 上面提到，習訪美的消息在三月中旬為傳媒逶露後，港股曾出現一輪升勢，短短一周上升愈千點，成交更沖上千億。是特朗普當選後這四個月內，港股唯一跑贏美股的時段。這樣習成行後，中美關係如無特別利好消息傳出，那些投機性買盤將會撤退，再加上港股業績高峰期已過，進入調整期是合理的推測。 因為人民幣貶值預期，使北水南來者眾，滬港通深港通的港股買盤踴躍，不少相關股份內地投資者持股量已達到足以主導股價的水平。短期內，這種趨勢會繼續。這使港股份化為兩個具不同估值標准的市場，這樣在調整期，這些北水股或成避風港繼續炒。可以把目標轉向這類股份。
數十年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一方面是靠中國的人力資源，包括企業家，勞工和知識份子等。另一方面是靠中國政府的領導。像一帶一路那樣重大的計劃必需由政府領導。但是計劃的成功與否還是要靠中國的人力資源。 自從習近平主席當中國領導以後，第一件重要的工作是施行反腐敗政策。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組織鞏固以後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業是把中國的經濟與政治力量向外發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階段，先從引進外資促進本國經濟的進步。等到國內經濟進步以後便能把國內的資源輸出國外，幫助其它國家的經濟發展。 今天中國經濟發展已達到相當程度，具有經濟與政治能力投資國外。從習近平主席領導的觀點，他的反腐政策成功和政治能力鞏固後才能領導像一帶一路這樣大的計劃。現在正是習近平主席倡議這政策的時機來利用他的權力作一件偉大的事。 一帶一路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十分適當的計劃。在經濟發展的初期，中國引進外資。經濟發展以後中國有足夠的資源供給其它一些發展中國家應用。一帶一路選擇的地區是適當的。中國的西部不發達。要發展中國西部應當從亞洲西南部出發。 一帶一路的成功是必然的 一帶一路也是世界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的環節。世界的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國的資源流到其他國家被使用。資源包括物資，金融，人才和技術。現在中國已具有的這些資源需要尋找出路，可以用來幫助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 今天中國和美國是領導世界的兩個強國。美國的經濟勢力主要的是影響歐洲。中國可以把亞洲的西部，中東，歐洲的南部和非洲視為它的勢力範圍。用一帶一路的計劃幫助在這些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展進。 具體的計劃是由習近平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別提出的經濟合作概念，由國務院李克強總理在亞洲和歐洲訪問時推廣。計劃內容寫入總理政府工作報告。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的主要經濟戰略。目前已有60國家和國際組織響應一帶一路。這些國家的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占全世界的63%和29%。 根據中國政府官方公布的概念，一帶一路不是一個實體和機制，而是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是依靠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有關國家和地區既有的雙多邊機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主動地發展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合作伙伴關係，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一帶一路經過的地區包括亞太地區及歐洲，而中間經過的中亞地區有豐富的資源，像上海合作組織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和烏茲別克斯坦都在絲綢之路上，其他5個觀察員國及3個對話夥伴也在絲綢之路沿線，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域包括西北的新疆、青海、甘肅、陝西、寧夏，西南的重慶、四川、廣西、雲南以及內蒙古。 結論：一帶一路計劃的概念是合理的。中國政府施行這個計劃的時機是適當的。中國有充分的人力，財力和政府領導的能力來推選這個計劃。經過地區的政府與民眾都願意和中國合作來完成這個雙贏的計劃。我們可以預祝它的成功。只是成功的程度和速度難以推測而已。施行計劃現已開始。世界各國的領導和人民正在注意觀看，他們不會失望。因為中國有適當的領導和人力資源來促進這個計劃，受益的國家和人民為了照顧他們自己的利益也在努力協作。一帶一路計劃的成功是必然的。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將會因此大量地提高。
在國際場合，習近平的外交手腕強硬，他能像鄧一樣向世界學習嗎？傅高義摸摸頸項，思考了一下然後說：「當習近平來到美國的時候，我的朋友見過他。我們都感到意外的是，他問及美國的政治系統，表示很好奇，想知道是如何構築起來的。我認為他確實有所嘗試，但他實在沒辦法有鄧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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