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定義，經常專案順差國一定是資本輸出國。但中國的資本專案順差又似乎意味着中國是資本輸入國，而且我們經常為自己是世界第一大或第二大引資國而感到自豪。這又作何解釋？

伯格斯坦認為遏制戰略不可行，中國太大、太有活力、太重要，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是太緊密的合作夥伴，遏制中國完全行不通。

伯格斯坦認為，要想建設性地應對美中雙邊緊張關係和對有效全球經濟領導力的需求，唯一的方式，就是實施功能性脫鈎戰略。這意味着要將不同類別的問題分開，其中一些問題可以繼續兩國之間保留分歧，甚至對抗性。

伯格斯坦認為，美國對中國的遏制政策既不可取也不可行，但必須得有一個替代方案。伯格斯坦希望未來的新政府必須是賀錦麗政府，這樣能夠恢復世貿組織的有效運作。

中國式現代化對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實現幣值穩定和金融穩定。這兩項任務實現了，就能夠促進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高級研究員、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前主席Timothy Massad（馬賽德）認為，美國央行數位貨幣的進展較為緩慢，具有較多不確定性，需要較多時間。

朱雲來指出，投資無法帶來產出的相應增長，反而導致資產的產出率不斷下降，質疑投資形成的資產意義何在，更引伸出全球經濟是否真的需要持續高增長的問題。

儘管疫情的衝擊是一次性的和短期的，但由此帶來的經濟衰退會影響企業的信心和預期，進而促使企業縮減投資，從而對經濟造成次生性傷害。

美股暴跌觸發熔斷，背後原因是什麼？A股會否成為全球資金「避風港」？恐慌情緒再起，我們是否已經陷入危機? 危機真的來臨時，中國又該如何應對？本文專訪數位中國財金專家作出分析。

重要的是要記住，中國的決策者仍有貨幣和財政擴張的空間：與許多其他經濟體相比，中國的銀行準備金率相對較高，公共部門債務相對於GDP的比例仍然可控。

劉鶴表示，在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定中，按照中國國內市場的需要，中國企業將按照市場條件在未來兩年，年均購買400億美元的農產品。

據央視新聞，經過中美兩國經貿團隊的共同努力，雙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原則的基礎上，已就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定文本達成一致。

劉鶴表示，中美磋商中就共同關心的經貿問題進行了坦誠、高效、建設性的討論，在農業、智慧財產權保護、匯率、金融服務、擴大貿易合作、技術轉讓、爭端解決等領域取得實質性進展，討論了後續磋商安排。

倫敦證交所是歐洲最大的交易所集團之一，業務與香港交易所高度互補，建議的交易與香港交易所的三年戰略規劃非常吻合。如果成功，這將是東西方資本市場第一次真正強強結合的聯姻。

中美雙方就經貿領域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進行了坦誠、高效、建設性的深入交流。還討論了中方根據國內需要增加自美農產品採購以及美方將為採購創造良好條件。

中美雙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重啟經貿磋商。美方表示不再對中國出口產品加徵新的關稅。兩國經貿團隊將就具體問題進行討論。

為全面介紹中美經貿磋商基本情況，闡明中國對中美經貿磋商的政策立場，中國政府特發布此白皮書。

5月22日，劉欣在《點到為止：中國不會接受一個不平等條約》視頻中，有理有據地駁斥了崔西·列根在5月14號播出的一篇措辭強硬的評論，引發網友怒贊。崔西在個人推特上約辯劉欣。劉欣毫不含糊，欣然同意。

林毅夫指出，由於對美貿易只佔中國全部國際貿易的一部分，同時中國經濟增速高於美國，因此即使展開中美貿易戰，給中國帶來的損失程度仍會低於美國，中國仍將為世界經濟增長貢獻30個百分點。

任正非說，過去華為的方針是砸錢，芯片光砸錢不行，要砸數學家、物理學家等。光靠一個國家恐怕不行，雖然中國人才濟濟，但還是要全球尋找人才。

眾所周知，用中國的一句成語來說，美國發起對華貿易衝突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真實目的是遏制中國的崛起，而不簡單是貿易失衡問題。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重點在減稅降費，全年給企業減稅降費近2萬億元，規模高於2018年。

中美雙方關鍵要以元首共識為引領，繼續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態度再接再厲、相向而行，盡最大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

今年1月以來，中美進行的兩輪貿易談判規格較高，且談判涉及到許多實質內容和具體事項，雙方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也拿出了最大誠意，爭取在截止日期前達成有利於雙方的協議。

回頭看上半年，美聯儲也有兩次加息，但得益於特朗普減稅刺激，經濟表現強勁，二季度經濟增速創四年來新高。轉折點始於三季度，經修正後三季度經濟增速為3.4%，雖然表現仍不錯，但下行通道已經打開。

中美停止加徵新關稅，從國內市場到全球市場都會帶來深刻影響。此次會談的最大成果在經貿共識之外，還在更重要地意義上暫時遏止住了中美兩國今年快速滑向新冷戰的危險趨勢。

這個時代的革命強度可能是互聯網革命的十倍、百倍。互聯網時代只是信息交換的時代，而區塊鏈時代有了價值的交換，我們可以產生數據的市場，每個人擁有自己的數據，然後在交換的過程中產生新的價值。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也對歐洲、日本、韓國、加拿大、墨西哥等貿易夥伴發起「攻擊」，世界經貿格局或會在今後一段時間發生較大改變。

財政部的23號文件堵住了地方政府違規舉債的後門，不僅限制了地方政府過度擴張和各種不規範的行為，也降低了經濟運行的系統性風險。這是中國經濟走向現代化治理的重要一步。

如今，科創板能否在中國資本市場上突圍，圓中國科技企業的「納斯達克」夢？

隨着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相繼通車，粵港澳大灣區物理層面互聯互通，已基本實現。而要進一步促進人流、物流、資金流高效流通，又該從哪裏突破？

國際經濟體系紛繁複雜，這既是一席觥籌交錯、推杯換盞的盛宴，又是一場你死我活、一較勝負的拳擊台。而在拳擊台上，除了積極進攻、消極防守之外，還有第三種戰術，就是摟抱。

國內經常有人會問，中國為什麼要跟非洲合作？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信息研究室主任王洪一表示，中國跟非洲合作是因為中非的產能互補性非常強，非洲的發展潛能又會帶來巨大的市場。

對如何應對未來可能的金融危機，周小川提醒，應該從金融體系順周期、解決「大而不倒」、衍生品過度發展、資本流動造成外部衝擊和國民儲蓄率等五個方面思考。

羅斯從昔日的「破產重組之王」轉變為美國商務部長，其立場到風格也都逐漸靠向特朗普，他強硬的談判風格甚至讓日本方面選擇避其鋒芒。

劉鶴參加了5月15日的全國政協專題協商會，特別提出，「要建立良好的行為制約、心理引導和全覆蓋的監管機制，使全社會都懂得，做生意是要有本錢的，借錢是要還的，投資是要承擔風險的，做壞事是要付出代價的。」

人們或許擔心擴大進口會影響國內相關行業的生產。哈繼銘表示，目前國內的許多消費需求不能從國內生產的數量、質量和品種上得到充分滿足。

哈佛大學教授、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Martin Feldstein分享他對全球經濟、美國稅改、金融危機等問題的看法。

美國貿易赤字上升的重要原因在於美國的主要矛盾，即在沒有儲蓄的情況下追求增長。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要從國外進口資本，同時必須面對經常賬戶赤字和多邊貿易不平衡。

易綱認為，中國經濟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不能依靠貨幣信貸的「大水漫灌」來拉動經濟增長，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為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創造條件。

突如其來的關稅政策，不禁讓美國工商界和全球感到，美國的經濟政策缺乏一致性，隨意性較大。

鮑威爾長期在華爾街工作，積累了深厚的人脈。對於尋求美聯儲政策繼續穩健，並實現美國經濟復興的特朗普來說，這一點至關重要，這或許也是鮑威爾得以被授予重任的原因之一。

林毅夫：「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不是吃出來的，不是消費出來的，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是投資出來的。」

目前來看，儘管美聯儲正面臨着矛盾的短期經濟信號，但收緊貨幣政策步調不會改變。

如果我們經濟學家再不談效率，社會上就很少有人考慮效率了。

改革這個問題太大。我主要講講結構性改革，包括長期目標和中短期側重點。

如果特朗普政府決定和中國打貿易戰，中國也必須留好「後手」

雄安新區的發展能否成功，取決於中央將給予多大力度的支持，也將取決於資金與人才的流入情況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政府預算較為晦澀難懂。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都對今年的經濟和金融工作做出哪些部署？相較於此前都有哪些新的變化？

封面圖片：中國GDP增速持續放緩。（亞新社）   中國2016年GDP增速為6.7%，是自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連續6年下滑。背後原因是什麼？   林毅夫認為，要從全球變革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經濟的此輪下行，國際環境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問題不可忽視。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內部動力主要在擴大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經濟藍皮書指出，在外需增速大幅下降的同時，國內投資、消費增長又遇到嚴重困難，使中國經濟面臨空前的下行壓力。由於國內外發展環境的深刻變化，中國經濟增速持續回落，預計2017年全年GDP增長率為6.5%。   以下為林毅夫演講節錄：   老師們、朋友們，大家上午好。非常高興能夠作為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一員，參加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辦的首屆國家發展論壇，那這次論壇的主題是全球變革時代下的中國。作為經濟學家，我想跟各位談的是全球變革時代下的中國經濟發展。   中國經濟能否下滑至6.5以下   談中國經濟發展，那不管是在國內還是海外，大家最關心的一個題目是我們能不能實現「十三五」規劃提出的在2016年到2020年間，每年平均增長6.5%以上。   6.5%以上的增長對中國來講非常重要，這是關系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時候，我們國內生產總值能不能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我們的城鄉居民收入到2020年的時候能不能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   這對世界來講也非常重要，因為從2008年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以後，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30%。現在全球經濟還沒有完全復蘇，中國是不是還可以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這也是為什麼大家對6.5%這個指標非常關心的原因。   從2016年到2020年每年增長6.5%，跟我們改革開放以後，從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長9.7%來比，已經向下調整了30%。那照理說這個調整的幅度也不小，應該余地還是比較大，實現起來照理說不會有太大的困難。可是大家為什麼心裏還沒底。   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的經濟從2010年以後，每年逐年下滑。大家知道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6.9%，這是從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而且這也是從改革開放以後第一次連續6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過去講平均每年9.7%的增長，當然每年之間都有波動，但是一般說經濟下滑兩年，最多三年，經濟增長就會回升。   但是從2010年到2015年已經連續下滑了六年，大家知道今年2016年前三季度的增長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了0.2個百分點。2016年現在看來增長的速度也就是在6.7%，還是繼續下滑。   這種狀況下，就像在今天的介紹片裏面所講的，中國經濟下滑的底部在哪裏，會不會突破「十三五」規劃所講的6.5%？   為什麼2010年以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逐年下滑？   要回答這個問題，當然首先要了解為什麼從2010年以後，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是逐年下滑的，它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當然大家談得非常多，中國作為一個轉型中國家，一個發展中國家肯定有不少自己內部的問題，這些內部的問題包括我們的經濟體制，比如說國有企業所佔的比重還相當高，國有企業一般表現還欠佳，有不少人認為這是我們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另外我們是一個轉型中國家，市場機制還沒有完全到位，固然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有很多措施還沒有完全落實。既然市場沒有完全發揮作用，資源配置就會有問題，因此有人認為這是我們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另外最近談的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這也是切實存在的問題，解決問題就要付出代價。有人也認為這是我們連續第七年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我個人認為這些問題都實實在在存在，也影響到我們的經濟績效，但是要看中國經濟就必須像今天論壇的主題，全球變革下來看中國經濟。   中國現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照匯率計算。如果按照購買力評價來計算，今天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同時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影響世界，但同樣也更重要的世界經濟發展的狀況也會深深影響中國。   那麼在分析中國經濟從2010年以後逐年下滑的時候，我們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國家經濟表現怎麼樣。比如說在世界上跟我們同等發達國家的金磚國家，我們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6.9%，但是巴西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7.5%，2015年增長速度是-3.8%，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深。俄羅斯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4.5%，2015年增長速度-3.7%，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深。   另外一個金磚國家印度，印度2010年的時候10.3%，跟我們的10.6%在同一個水平，2015年的時候他的增長速度7.6%，比我們的6.9%好像高一點，但是他同樣是從10.3%降到7.6%，態勢跟我們完全一樣。   而且看印度2015年的7.6%的增長的時候我們還要考慮兩點因素，第一點就是他在2012年的時候經濟下滑的幅度比我們深，我們2012年的時候是從2010年的10.6%降到7.7%，印度則是從10.3%降到5.1%，這有所謂觸底反彈的因素存在。第二個是印度在2014年年底的時候調整了國民統計的方法，這個調整讓印度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提高一個百分點。如果把這兩個因素考慮進去的話，那麼印度在2015年的增長速度也是在7%以下，跟我們完全一樣。   那麼這些金磚國家他不存在我們所謂國有企業比重太高的問題，他們有的本來就是市場經濟，像印度、巴西，有的是在九十年代的時候已經進行了徹底的市場經濟，它也不存在我們國內的這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但是他的經濟表現跟我們完全一樣，甚至比我們還糟。   那必然有共同的外部性的問題，共同的周期性的問題。要證明我的觀點最好的是看東亞這些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比如說新加坡，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5.2%，2015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2%。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深。   我們的台灣，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0.8%，2015年的增長速度只有0.7%，跟內地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同樣比內地深。再看鄰國韓國，2010年的增長速度6.5%，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2.6%，同樣下滑，下滑幅度比我們還深。   這些是所謂高收入表現經濟體，我們一般講的內部存在的這些體制機制問題他們都沒有，但表現完全一樣，並且比我們還糟。分析下來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 […]

香港交易所可以和深圳、上海的交易所一道，共同依托滬港通、深港通互聯互通形成的共同市場平台，動員和吸引全世界各個行業最優秀的上市公司到港交所上市。

發達國家已經有完善的基礎設施，因此在發達國家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實際上就是挖洞，回報率很低。但是在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有許多瓶頸，投資基礎設施卻是補短板，因此我們現在是超越凱恩斯主義。

由於在市場特性和投資者結構上，香港與內地市場之間存在差異，故兩地市場在宏觀層面的價格差異，即內地市場市盈率較高的情況預料仍將持續一段頗長時間。但香港市場在個別股票和行業的微觀層面上股價亦有可能比內地市場高。發行人和投資者仍可通過香港市場受惠於上述種種差異所帶來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