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春秋時代後期，社會出現驚天動地的大變化。無論在政治、社會形態、經濟、軍事及思想上都出現與前期的突變。

在中國歷史長河中，任何一位值得景仰的人都有他的長短處、對錯、優劣，孫中山當然不能例外。

張謇的成功，既在於他能洞悉時勢，接受西學和新事物，同時也在於他能保持傳統的優良理想。

正所謂「事不關己己不勞心」，遇着難以判斷的案件時，日本人想到的最終可行方法便是由神佛來判決。

張謇的言論主張充分體現於他所創建的教育體系和文化事業之中，他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活動，也反映了從實業救國進而達致教育救國的中心課題。

高貴妃在徹骨寒冷中長大。她沒有逃過原生家庭的死結。她恨毒了她的父親和繼母，可是她活成了她的父親和繼母！凝望深淵久，深淵將報之以凝視。與惡龍纏鬥久，自身亦變成惡龍！

其他文化一經走完歷史形態路程，便一蹶不振，永不再起，只有中國文化例外，這亦使到一些外國知識分子對中國人疑驚疑懼，恐怕他們終有一天被漢人征服。遂抱有敵視中國人的疑惑。

想親身感受歷史？位於高士威道120號的皇仁書院校史館將於10月6-7日（星期六、日）早上10時至下午4時半開放，屆時安排大家以虛擬實境（VR）技術體驗歌賦街、荷李活道兩座已拆卸前皇仁校舍。

荷李活道的名稱，顯然帶有不少神秘色彩。不但對於所欲紀念者到底是何許人所知不多，就連以此命名所欲何事亦知之有限。坊間更不乏按字面推斷之說，甚至指是因當年該處生長了不少冬青樹（Holly）之故。

孫中山當年往返於中港澳三地之間，這些史事和史蹟都是互有關連的。時至今日，澳門有不少地方留下孫中山當年活動的史蹟。

上星期還在聽「香港書神」許定銘講早年到旺角覓書的故事，當時我們不約而同提到德仁書院牆邊這個書攤，幾天後我就從藏家那裏收到這張老照片，真是有緣！

洪承疇降清主要原因非莊妃獻身，而是深思熟慮後認為投降可以再展抱負。兼且兵敗被俘，即使逃回明朝，面對刻薄寡恩，喜怒無常的崇禎帝，會有什麼好事呢？

1943年前，傅秉常長時間在立法院和外交界服務。傅秉常與伍朝樞、孫科關係尤深，一生仕途起伏進退，亦多與兩人有關，故本書討論伍朝樞和孫科亦較詳細。

論者一般甚少談到傅秉常與香港的種種關係，而這一部分卻是傅秉常研究的重要一環。本書嘗試根據各種原始資料，填補這一缺門。

筆者希望透過這部傳記，探討傅秉常這位具香港背景的粵籍社會精英，如何參與中國近代化的進程，由此反映香港在中國近代化中所擔當的角色。

當年念近代史，「九·一八」事變已如烙印般，鑴刻心中。想不到，多年後，竟然有機會來到瀋陽，踏足在這個地方。

洪承疇（1593 – 1665）是明末清初的大漢奸，也是建立清朝的大功臣。幾百年來已成定論，但很少人留意到滿州人的覆滅，早在洪承疇的計算中。

《時務報》的重要性，不單只開啟新思想新風氣，更領導其進一步發展，而匯成維新運的熱潮。

水月宮經歷過兩次重修，破壞了原來一些特色，2010年獲古諮會確定為三級歷史建築。

梁啟超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中，實居於一個新時代的啟蒙者的地位，其思想學術的價值在其開闢門徑，及其所予人的啟發和影響。

今天的中國還不是一個智力構建很堅實的現代大國。我們固然想要培養大量能夠創新和創價的人才，但是往往「有心栽花花不發」。

張亮認為，欣賞藝術不一定穿西裝打領帶，正襟危坐；任何地方都可以是藝術表演方場地，而大館正為藝術走入民間而努力。

《時務報》創刊於光緒二十一年丙申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報採旬刊形式，逢初一日、十一日、廿一日出版，每冊20餘頁，約3萬字，用連史紙石印，頗清晰美觀，自此成為維新派的正式言論機關。

羅香林認為，研究是一個生命，由內到外，由近至遠，一一分析。香港的名稱由來，乃至石排灣、張保仔、魔鬼山、大埔等等，這些地方的故事和歷史，都由羅香林一一補白。

從小，教科書一直強調，香港開埠以前是一條不知名的小漁村，這大概是我們集體回憶裏完全相同的標準考試答案。然而，若只是小漁村，為何數百年間西方國家一再嘗試攻佔香港不同地域？

向後看的目的是為了向前看。記錄苦難是為了不讓苦難再度發生，記錄歷史是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這正是我出版這本書的初衷和願望。

後起的現代大國是美國，在歐亞大陸之外。除了十九世紀末從西班牙手中接管了菲律賓之外，沒有在「東方」參與過殖民地的爭奪。

正所謂「兵不厭詐」，我們不難為信玄瞞着所有人找到可行的理由，例如有戰略的考慮等等，但這裏我們可以換個角度想想：其實信玄並不想立即與信長為敵。

西方朋友對中華文化的欣賞，有時候反比我們更懂更深入，不禁讓人汗顏，是時候多花時間發掘自己的寶庫了。

早年東華的籌款方式主要是總理捐獻和沿門勸捐，後來籌款活動五花八門。為配合東華三院邁向150年的大日子，東華三院即日起至明年3月底展開「籌募文物」徵集計劃，邀請市民捐贈與東華三院籌募活動有關的文物珍藏。

自從有了現代科學技術以後，我們所謂的現代大國的影響力，就不再是算術級數的增加，而是幾何級數的增加。

假設沒有新界，港九只是個彈丸之地，天然資源有限，發展空間受制，很難獨立生存。

家族史是近年新興的研究範疇，梁啟超家族人物眾多，各具特色，有的還可獨立出來成為進一步探討的對象。

丁新豹：「很多人以為特區政府沒有重視保育舊建築，其實拆卸舊建築最多是上世紀80、90年代。」

香港真是歷史處處，很多地方都頗值得遊覽。西貢與大嶼山東涌有很多宋代的歷史足跡。

惠特之演說及簡介中國女哲人，我們其實大都可以同樣廣查資料；聆聽之際感到欣賞，其實也在怪責自己素常忽略了中國的「女諸生」。

《策展革命：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啟示》一書探究了博物館展覽與政治運動的關聯，分析了政府如何使用展覽達至政治合法化。

文革結束，中國大陸在經受巨大的人為災難之後，得到教訓與警示：前30年的根本政策必須改弦易轍，以求國泰民安、繁榮富強。

文革的亂象背後，有堅實的社會凝聚力和國家控制力。前者來自領袖人物的絕對權威及其群眾盲目崇拜，後者基於對軍隊的控制和專政，即不必用法律作為依據的鎮壓手段。

文革是整個民族慘痛而沉重的教訓，不應當看成僅僅是某領導人的錯誤。很可惜，今天的年輕人大多將文革看成一場「走資派」和「造反派」之間的鬥爭，甚至以為是一場民眾狂歡或者百姓動亂。

《今天》的誕生，是地下文壇載着一群少年的夢想，頂着泥土拼命地向上生長，讓朦朧詩歌終見光芒。

本屬遊戲文章的「食經」大受歡迎，六個月後文章結集印行單行本發售，一紙風行，為香港美食評論奠下基石，「特級校對」之名不脛而走。

歷史要從多角度比較印證，港鐵沙中線土瓜灣站近年的考古發現，進一步證實宋代在香港的足跡。

歐洲教堂一般歷史悠久，收藏很多珍貴文物，其中有很多跟宗教有關的聖物和富翁收藏的文物，由此「化私為公」，對公眾開放，並具備研究、展示、收藏等功能，逐漸形成今日博物館的基本功能。

我暗暗告訴自己，老矣！我必須儘早把這些師友書信編印出來，如果任其流失、湮滅，則豈止憾惜，直是罪過。

梁啟超和錢穆二人，其治學途徑與研究興趣，都顯示了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一種開拓與傳承的關係。

錢穆在20世紀中國史學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國情懷的一位，他對中國的光輝的過去懷有極大的敬意，同時也對中國的光輝的未來抱有極大的信心。

楊衢雲百年祭後，事跡漸為人認識，得到熱誠的關注。香港的傳媒也表現出或濃或淡的興趣，但一般市民還未認識這位早年在香港長育，學兼中西的傑出人物。

《黃曆》裏，對日子吉凶的注釋，有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和閉等「十二值位（日）」（又稱「建除十二神」）。

《射鵰英雄傳》面世多年後都沒有人看穿故事真正主人。金庸在新版內再給大家提示，由張十五直接說出一個宋朝奸臣太監名「梁師成」，與蔡京、童貫、王黼、李彥、朱勔被當時人合稱「六賊」。

知音知己之情是一種欣賞、慕悅、關懷之情，是一種願意分享的意願。而這種意願和感情具有非常明顯的雙向性和互通性。

從左宗棠的故事裏，可以看到金融不只是一堆金融工具，而是提供一套分析框架、思維方式，讓我們換個角度去思考歷史。

中華書局在書展期間，推出了一本《神聖與禮儀空間：香港基督宗教建築》，作者分享了多年來對教堂的觀察和研究。此書應是第一本以香港教堂為主題的書，介紹的建築物包括有羅馬天主教、基督新教和東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