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為了慶祝60周年，中大社會學系編輯了一本紀念冊《三代人》。這本書展現了中大社會學系本科生與研究生三代人的發展歷程，折射出中大這所知識力和國力的表徵在過去60年的豐碩成果。

我意識到，「中國現代文明秩序」還遠未建構完成，在建構的過程中，還不免會遭遇到困難與挫折，但它是無數代中國志士仁人的歷史共業，已形成沛然莫之能禦的思想力量。

中國170年的現代化歷史中，每個時代志士仁人心中鼓動着的無不是強烈的「救亡圖強」的意念。在這裏，我必須指出，「救亡圖強」之外，中國現代化還有一個更積極性的目標，那就是「建構一個中國的現代文明」。

這樣的妙人妙文，誰見了都少不了幾分喜歡，無怪乎「愛林泉」的影迷會會員對偶像會愛得如泉之湧，23年來，一步一趨，不離不棄，林青霞在他們心中定是「天下掉下的林姐姐」。

余英時的史學論著，在「科學史觀」外，別開生面，以詮釋學史觀為宗，治史之目的不在「尋找規律」，而在「探究意義」，在這一點上，余英時與乃師錢穆夫子，實多契合，誠中國文化史上一道美麗風景。

傅高義教授一生從事中國與日本的研究，由於他的勤勉不懈，深厚學養，虛懷若谷（他每事問，永感不足），更由於他對研究對象（中、日）的敬意和極大的同理心，使他成為東亞研究的一位權威學者。

《百年中國學術與文化之變：探索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與《中國文明的現代轉型》可說是我的現代化論述的兄弟篇，二書同為我1966年出版的《從傳統到現代》的後續書寫。

科學在中國的發展是與大學不能分開的，大學與科學是一共生體。中國的大學不是縱向地從漢代「太學」承繼過來的，而是由歐洲橫向地移植過來的。同樣的，科學也是從西方引入中土的。

蔡元培先生之取消了「經學科」，是真正宣告「經學時代」的結束，同時也是中國進入「科學時代」之始。蔡先生說「教育的方面雖也很多，他的內容不外乎科學與美術」，顯然，科學在他心目中是學問的核心。

中國的學術思想，自漢武到清末民初，景觀又一變。這一變，開啟了中國3000年未有之變局。此一變到底是什麼？簡言之，從經學轉向科學是也。

無可置疑，中國今日在現代化事業上的巨大成就，講到底，與百年來大學所提供的新人才與新知識是分不開的，而蔡先生正是中國學術教育現代化的第一人。

我暗暗告訴自己，老矣！我必須儘早把這些師友書信編印出來，如果任其流失、湮滅，則豈止憾惜，直是罪過。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實際上已在今日大學中漸行漸遠，甚至在消失中。

今我的書法得英時大兄「有一家面目」之謬讚，或也可稱之曰「金體書」了。

字如人之面目，必須用心去寫。

毛澤東時代結束後，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行程。中國清明地走出意識形態的迷陣，轉向實踐理性為主導的發展。

《百年天安門》這本攝影集，以照片書寫中國百年的歷史。1911那一年之前，那一年之後，有意無意所攝取的一張張黑白與彩色的照片，如泣如歌，生動而形象化地演繹了中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現代中國的大故事。

上面我提到，百年來中國的學術文化發生了「從經學到科學」的轉向。傳統時代太學的教學核心是經學，現代中國大學的教學核心是科學。古之「大學之道」的目的是求「止於至善」，今之大學之道已變為求「止於至真」。這現象是不能令人完全滿意的。

西方哲學之古義為「最高善論」，但牟宗三先生説：「依近世而言，當然不如此，近代哲學甚至已不討論最高善了。」誠然，如英國著名哲學家杜梅特（Michael Dummett）指出，西方近代哲學自笛卡兒（René Descartes）以來，都想把哲學轉為一種「嚴格的科學」（rigorous science），從哲學找到一「系統性的方法論」，建立哲學為一切知識的「根基學科」（foundational discipline）……

哲學不同於科學。科學之普世性鮮少質疑，故不聞有中國物理學、中國化學者，蓋科學是跨國家跨文化的。哲學在不同地域的發展則可因文化、國族其至個人性而各有其特色。中大哲學系所開設之課程，是以世界哲學為範圍的，其中有中國哲學，但還有更多的其他哲學。

大學教育之目的，在求真之外，必不能不求善。古代的求「善」的大學之道必須與今日求「真」的大學之道結合為一，不可偏廢，否則大學很難培育出德智兼修的學生。

錢穆顯然是認為「人統」是中國學問的根本。相對地説，「學統」是比較不發達的。唐君毅先生也認為中國沒有一個所謂「認識心的主體」，因此沒有發展出真正的學統。中國學問重視「人統」，即「學如何做人」。換言之，中國重視的學問是「做人的學問」，這種學問是指德性之知，不是理智之知，也就是《大學》所講的「明明德」的學問；用牟宗三先生的話，這是「生命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