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學可佩,其心可敬──悼念傅高義教授
傅高義教授一生從事中國與日本的研究,由於他的勤勉不懈,深厚學養,虛懷若谷(他每事問,永感不足),更由於他對研究對象(中、日)的敬意和極大的同理心,使他成為東亞研究的一位權威學者。
傅高義教授一生從事中國與日本的研究,由於他的勤勉不懈,深厚學養,虛懷若谷(他每事問,永感不足),更由於他對研究對象(中、日)的敬意和極大的同理心,使他成為東亞研究的一位權威學者。
《百年中國學術與文化之變:探索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與《中國文明的現代轉型》可說是我的現代化論述的兄弟篇,二書同為我1966年出版的《從傳統到現代》的後續書寫。
蔡元培先生之取消了「經學科」,是真正宣告「經學時代」的結束,同時也是中國進入「科學時代」之始。蔡先生說「教育的方面雖也很多,他的內容不外乎科學與美術」,顯然,科學在他心目中是學問的核心。
中國的學術思想,自漢武到清末民初,景觀又一變。這一變,開啟了中國3000年未有之變局。此一變到底是什麼?簡言之,從經學轉向科學是也。
無可置疑,中國今日在現代化事業上的巨大成就,講到底,與百年來大學所提供的新人才與新知識是分不開的,而蔡先生正是中國學術教育現代化的第一人。
上面我提到,百年來中國的學術文化發生了「從經學到科學」的轉向。傳統時代太學的教學核心是經學,現代中國大學的教學核心是科學。古之「大學之道」的目的是求「止於至善」,今之大學之道已變為求「止於至真」。這現象是不能令人完全滿意的。
大學教育之目的,在求真之外,必不能不求善。古代的求「善」的大學之道必須與今日求「真」的大學之道結合為一,不可偏廢,否則大學很難培育出德智兼修的學生。
錢穆顯然是認為「人統」是中國學問的根本。相對地説,「學統」是比較不發達的。唐君毅先生也認為中國沒有一個所謂「認識心的主體」,因此沒有發展出真正的學統。中國學問重視「人統」,即「學如何做人」。換言之,中國重視的學問是「做人的學問」,這種學問是指德性之知,不是理智之知,也就是《大學》所講的「明明德」的學問;用牟宗三先生的話,這是「生命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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