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國務院發布《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競賽表演產業的指導意見》，提出到2025年中國體育競賽表演產業總規模可達到2萬億元，年輕人在大灣區投身電競體育大有前途。
熨衣服需要較高的技巧，仍需人手操作，但現時有智能電器或許能夠為衣服做掃描，辨認衣服的種類，找出摺痕的位置，分析適合的熨斗溫度等，自動用正確的方法熨衣服。
設計思維的五個標準步驟為：一、具同理心；二、清晰定義；三、創意動腦；四、製造原型；五、充分驗證。
政府須要給予更多的個性化及專業化指引，讓所有學校真正從STEM教育經費中受益。
由恒生大學主辦、英文《中國日報》協辦的首屆「粵港澳大灣區傑出文創產業獎」9月6日舉行頒獎禮，分為七個組別獎項及推薦獎，多家內地及香港企業得獎。
人工智能以迅猛之勢進入教育領域，但是人工智能既對促進學習有積極的作用，又會帶來一些問題，不可不注意。
自1986年第一台商業用3D打印機面世以來，3D打印技術日漸成熟及專業化，技術除見於工商業外，更採用於醫療、航天、軍事及建造等不同領域，更被形容為新世紀的工業革命。
「社交平台」不斷地摧毀傳統文化和規律，近代追求的民主文明在褪色！
在數碼經濟社會中，「數據是王者」（Data is King），可是這現象引發「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馬太效應。
由於人臉識別系統的安裝及使用簡單，因而被廣泛應用。近年人臉識別的商業產品推陳出新，以下是一些在不同載體上的創新應用。
現今火箭發展有許多都是由少數超級富豪間的激烈競爭推動的。他們的太空船不同以往，開發目的並非純為科學探索。
血漿是診斷的寶庫，有很多訊息可以取出來，可以用來做產前檢測。其實無創性產前診斷已經常規化，相信幾年之內癌症方面也能如此，也希望可以證明，香港的技術也可以改變世界上的醫學發展。
IVE工程系高級講師鄒文瀚，見證了「SOPHIE」的迭代，亦目睹學生的快速成長。太陽能車「SOPHIE」從第一代演進至現時的6S版，無論在外觀、性能和能源效益方面，均有大幅度改善。
李偉才表示，溫室效應早在19世紀已經有。如果地球沒有大氣層保護，沒有天然的溫室效應，地球會是冰天雪地，無可能有生命存在。現在的溫室效應是人為的溫室效應，關乎人類生死存亡是大氣層內二氧化碳濃度。
香港國際航空學院希望培訓有志從事航空業的青年並提供事業發展機會，支持香港航空業持續發展，鞏固香港的國際及區域航空樞紐地位。
香港學者協會五月於香港大學黃麗松講堂舉辦「高校．科創．灣區——大時代的角色與挑戰」，邀請粵港澳各高校校長以及著名高科技企業，一併探討如何發展大灣區科創事業，交流當中遇到的困難與經驗。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科技本身是中立的，它的用途是由使用者決定。在現實社會中，不少用戶為求達到目的，不惜利用上述自然語言處理科技涉及的「倫理準則」灰色地帶，作出惡意行為。
美國《財富》雜誌亞洲編輯Clay Chandler近日發表評論文章，引述《南華早報》一篇報道指，觀察到參與6月9日遊行的市民大多深諳警方可能使用的科技追蹤手法，懂得有組織且巧妙地隱藏行蹤。
華為汲取中興的教訓，加大力度發展自家品牌的晶片製造技術。華為及旗下海思半導體分別以內部信件的方式通知員工，指公司早有防備。且看這家中國通訊龍頭企業如何度過這個難關。
AI在各範疇大有發展空間，對我們的生活將有重大幫助，難怪美國極力打壓中國的科技發展。比較起來，香港的創科已大為滯後，特區政府必須加把勁，否則易遭淘汰。
中美貿易戰將有機會影響本地學術界，然作者認為政治絕不應該凌駕學術自由發展，希望美國盡快懸崖勒馬。
創新的知識和技術正不斷改變生命科技及其領域分支的生態系統。為了招攬更多投入到生命科技的青年人才，香港生命科技青年會將於今年推出學生實習計劃，為香港學生提供一連串工作實習和學習交流的機會。
張翔校長認為，「隱形」科技在未來最大的作用，可以是早期癌症的檢測、早期地震的預防、擴增實境、節能減碳的環保項目等等。
人工智能與其他科技一樣是把「雙刃劍」，若然用來作奸犯科的話，必然會害人不淺；相反用作服務社群的話，必然可以貢獻良多。
我們只要持之以恆，踏實地做好各項相關工作，將有助推動香港在創新科技方面的研究與應用，營造更佳的創科氛圍，為初創企業、創新產業甚至傳統企業開拓更有利的發展空間。
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書成後，日本的右翼勢力對她進行報復和騷擾，一直生活在恐懼之中，因此也患上了憂鬱症。最後不堪精神壓力，在加州一處荒郊野外，在自己的車內用手槍自殺來結束自己的生命。
筆者在中大執教25年，培育數以千計修讀電腦科學的年輕人，當中不少從事互聯網專業相關工作。這群專業人士無不喜歡彈性工作時間，「996工作制」對他們而言並不適用。
香港有超過30位申請者申請虛擬銀行牌照，在人口比例上是很高的，作為傳統實體銀行，為什麼仍有人要申請虛擬銀行牌照呢？
香港有很高的保險滲透率和保險密度，但是仍然有一個很大的保障缺口，如何令保險更普及，更簡易和提供更佳保障，是保險業的難題。
相比傳統罪行，很多科技罪案屬於跨境罪案，當中有涉及整個犯案過程均在香港境外發生，而只有受害人身處香港，或只是騙款經香港被匯走，令警方在調查、搜證，以至執法及司法權限方面都遇到較大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