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最先發展的國家是德國，早於俄羅斯，也是最早把共產主義向市場化修改，不同於俄羅斯向政府管制主導方向修改。無論是共產主義或修正的社會主義，德國都率先全球作出示範。
國際對以免稅、免外匯規管，乃至免金融監督的離岸金融中心發展已多加抑制，香港作為中國的離岸金融中心應有一定的積極功能，但中央政府要嚴加追蹤監管，稍一放鬆，便會出大問題。
橫琴方案是粵澳共商，前海方案是單方面粵深開放給香港。香港缺乏主動，故可能效果不大，只希望前海擴大，不會只是香港企業避稅避外匯管制的離岸特區。
美國是否能戰？便成為於阿富汗敗退後其他國家對美國的最大疑問，也很自然便引發另一問題：美國能否與北京戰爭來保護台灣？
清零要加大力度，內防外防，亦要有與疫共存心理準備，處理危困的社會民生。
塔利班重奪政權，反映出它已改變中世紀極端的宗教主義。中國為首的國際社會應全力支持，也可借此進一步打擊美國的霸權主義，促使其更快沒落。
教協走上歪路是司徒華將之政治化，與支聯會一起，為了議會選舉政治。司徒華自以為可恰當把持，不會失控。但他死後，支聯會與教協都同樣被激進政治所挾持。一是議員高薪厚祿的吸引，二是外力的滲入。
至少今年至2022年，香港社會將要與疫病並存，經濟民生不會迅即恢復。香港朝野現時還在觀望幻想，可是時不我予！香港可能需要中央再出手，迫使轉型。
中央開始關注香港房屋問題，可惜讓特區政府轉移到劏房問題，變成本末倒置，也解救不了香港日趨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
內地化並不是使香港的大學帶領香港與內地以創新的融合、競爭發展，而是進佔內地市場，爭奪內地資源。不重教育學生，不支援地方發展，香港的大學內地化有何效益呢？
俄羅斯用武力，中國用經濟力，美國在東歐必然大敗，敗後還有力攻擊中國嗎？
人事變動的討論，不應集中於出身不同，製造香港文官與武官之爭的虛假謬論。變動的重點應是香港面對什麼挑戰，怎樣的人才可較有效地應對挑戰。
內地防疫力量強大，也極有決心，但國外疫情未改，內地與國際的來往，包括國人的出入國門，不可能禁制，海外病毒便有入侵的機會。
中美對比，便是建設進步與破壞落後、善良與邪惡對比。美國用美元堆砌出來的反華輿論，可以維持多久呢？
香港能否再生，決定於怎樣改變港人的心態與取向，這不是回歸一制，內地一制也正在改。
廣州、深圳、香港是一水之隔，廣州有疫，深圳未必可免，香港亦深受威脅。這說明疫病變異不斷帶來新的威脅，也突顯病毒的韌性和愈來愈嚴重的傳播性。
西方資本主義沒有這些種族滅絕的強盜行為，沒有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劫掠，會壯大成長嗎？可以打敗傳統的帝國嗎？中國或其他國家要移植西方資本主義與民主，是否也要採取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手段，掠奪他國呢？
立陶宛以白羅斯民主化推動者自封，這是追隨美國、歐盟以政治干預別國，同時亦暗含立陶宛極右勢力、當權者的政治幻想：恢復中世紀的波蘭─立陶宛王國，可是百害而無一利。
香港現時的形勢還好，卻一如台灣，不能保證安全，防疫的措施不可能放寬。現時政府的作為，似乎還是心存僥倖。
若不解決以色列的猶太復國主義、政教合一，以巴的衝突便可變成千年衝突。
屯門的發展應要利用發展落後的劣勢，轉為優勢。
中國、俄羅斯的疫苗研發與生產勝於美、英，主要是沒有利潤掛帥的障礙，政府主導，更可為支援窮國小國而犧牲企業暴利。美、英抵制，卻只會暴露它們政治的虛偽和殘暴。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是一個助力，但是單在大灣區內尋求合作與照顧，幫助不了香港，反而走錯了發展方向，妨礙香港國際化的轉型。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是一個助力，但是單在大灣區內尋求合作與照顧，幫助不了香港，反而走錯了發展方向，妨礙香港國際化的轉型。
香港朝野一直不信任內地，此所以反修例動亂可以受外部勢力挑撥而出現這麼大的破壞。也因此防疫治疫方面一直不太願與內地合作，不致力於與內地通關來解救香港疫下的經濟困局。
今次的新冠疫病比過往的疫病更難控制，病毒變異快速，各國疫情反覆，全球第二波的大流行似正在開展。這是更嚴重的防疫治疫大戰，香港政府與社會不能掉以輕心，再度犯錯。
只有當美國放棄霸權，在全球撤軍，放棄圍堵其他國家，中國才不要為自衞要反制美國。沒有美國霸權，世界便可回復歷史上絲綢之路的相對自由和平。
今次是把核廢水排放大海，核廢水不會停留在福島沿岸，而是隨海洋水流轉移各地，也絕對影響海洋的生物，間接傷害有關漁業，引致所得魚獲的食物安全風險。這便不是日本一國的事了，不可由日本政府單方面決定。
香港是移民社會，從來發展都靠人才，但不是依靠原有人才，而是海納百川。
示威和參與運動的目的只是表達，不是為個人爭取政治本錢，也不因此而從政。當時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積極參與的同學，在示威遊行表達之後，各自回歸本身的專業，不少後來都進入海內外大學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