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本溯源，芭特勒指出性別一詞於美國十九世紀中期冒起，源於性學家有志於規範化身體。
楊絳見證了一年以後，燕子父母從遠處飛回，在舊燕巢留下的空洞角落，不時停坐若有所思，並發出鳴叫，似有悲慟的表現。
人們當然喜歡能帶來幸運和驚喜的偶然性，在意外的喜悅中欣然接受說「這些事是會發生的」。 但不如意事常八九，努力解釋偶然性是一些哲學家致力的工作，包括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
尼日利亞哲學家奧比認為人道必須建基於人道立場以外，且以非洲人在近代及現代史裏親身經歷的具體及特殊內容為基礎，並以從個人到群體的共同歷練為依據。
結婚生子的事本來天公地道，但罕病接二連三降臨在兒女身上，無法可施，只好全情地愛，致力至成為睏熊。
我們對於人的抑鬱了解太少了。或許很多大理論都來自抑鬱的思緒：排斥、專橫、種族清洗、悲壯的舉動？
教學不怕問題刁難，最怕冷漠而不動心，如何執生以熱誠感染他人，使他們留心內容的意義價值，如此才使得每次踏上課堂戰戰兢兢，洋溢教學的動機。
惠特之演說及簡介中國女哲人，我們其實大都可以同樣廣查資料；聆聽之際感到欣賞，其實也在怪責自己素常忽略了中國的「女諸生」。
隨着香港人反新移民情緒及本土意識的提高，香港人視帶鄉音的廣東話為「不標準」，忘了它原來的多元化與包容性，成為了製造差異的身份政治。
比利時藝術家馬格利特肆意地把不相襯的物件放在一起，製造各式各樣顯而易見的幻象。真實與幻象之間，成了畫家創作的靈感與快感。
我提出得思考「中國性」的問題是怎樣產生出來的？一如「香港性」、「台南性」或「日本性」。在我們當下生活的語境裏，它是否一種必須的身份策略？
德．維特之死，正正是從文明回歸野蠻，才智約化為動物之軀，英明驟降為渣滓的沉重表現。
南非自然是生機處處，但大自然的非道德性情，孕育得快，消滅也凶。
不知道為什麼名人如凱特絲蓓、安東尼布爾丹和麥昆皆選擇上吊了結生命，這種死亡的方式，喻示由璀璨走至絕望。原來美好的經歷只在享用，不能儲藏成活着的力量。
狂舞的不應只是年輕的軀體，格鬥中勝者為王，殲霸者也不分上代下代。罪惡只有一種，即那些對肉身自暴自棄的人。
死亡使所有人都變得謙卑與寬容。俱往矣！這份提醒來自盡心盡性的人生，因而至為深刻。
性別與暴力，依然涉及久存的、根源的性別意識形態。
一個陶人從繪畫轉向了陶藝。他如是說：「在畫布上繪畫，就這樣了。但泥塑卻得先有許多準備，組織與步驟。」陶人的身份，低調又驕傲。
母語或中文教學在香港並不曾達到過一致的共識，更莫說以廣東話授課，其中複雜的心理，跟殖民地的職場或對畢業後工作前景的憂慮不無關係。
最近閱讀內地作家徐則臣的小說《王城如海》，還有台灣作家阮慶岳的小說《黃昏的故鄉》。兩本小說，兩地生活的理想與實況，兩種情調。
現實的香港，不分青紅皂白，政治話題濫用，語無倫次，雙重標準，思覺失調，顛倒是非。
母親節將至，我們向天下的母親致敬。正在哺乳的母親大都容光煥發，睡眠雖然永遠不足，肩酸背痛，但那份履行自己認為該做的理分以及嬰兒帶來的滿足，蓋過了一切付出。
最近閱讀兩本內地小說，時而以人物或角色分配帶導敍述，時而以事件如一樁親事補充情節，效果顯著，手法清新，題材是另類或後文革的傷痕文學。
誰真正擁有誰的身體？生命在，主體在；生命止，遺體便淪為被安排之物，或被供奉膜拜，或被偷取唾棄。
「我要食餐好」是一句香港人經常掛在嘴邊的說話，足見「食」在港人的生活中佔有重要的位置。三年前，方敏兒以「食」作為主題，邀請了六位藝術家參與這個充滿本地味道的展覽計劃。
學生運動的年代，以緘默作支持的是父母，譴責的也是父母。學生強烈批評成年人的世界一敗塗地，聽者則在猜疑：「他們的父母往哪裏去了？」
紅氈上的浮誇，跟電影裏的辛酸與卑微相映成趣，唯一是增加了電影作品的疏離感，以及所謂「夢工場」的虛幻魅力。
黃淑琪的《可以居》，給西貢白沙澳注回活力，是本地一個上佳的藝術嘗試，拓闊了創作的領域，於媒體交結中想像生活的多樣可能，並展示了新穎的藝術可居的方式。
真理有兩種，第一種屬可量化、客觀的，我們稱為「外延真理」；第二種屬不可量化，只能透過「修行」來印證內涵或境界，我們稱為「內延真理」。
大學的學術自由包括師生有權表達他們的意見、保護研究結論、評估教師的教學表現，甚至教學人員受到嚴重指控時，可呈示反指控的證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