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冬柏

這邊廂有人質疑通識教育是反中亂港的幫兇之際，那邊廂卻有人擬在通識教育課程中強化國民教育的元素，這真是萬萬不能。有此想法的人或許有心混淆視聽吧。通識教育課程側重技能訓練，「現代中國」只不過是一個平台，通過讓學生從目前國家的實況個案取材，然後認識、分析、思辨，並由此培養出所渴求的共通能力。

教育並不只是為了爭取公開考試成績，老套一點來說，我們中學的課程是蓋涵德智體群美（甚至靈）多個教育範疇；在新高中的設計上亦強調其他學習經歷。可是這些教育目標中，只有智育成效最易被檢視出來。學生弱勢的起源可能是由於個人有特殊學習需要，或者是學生的家庭支援不夠，更有可能是個人興趣等因素所導致；照顧這些弱勢學生的學校所提供的教育服務，絕不只是知識的傳授。

最近出席一個以「學校知識管理」為主題的研討會，並且以參與學校的身份做了一節學校經驗分享。其實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簡稱KM）並非新事物，在商界已運用多時；不過把它轉移過來用於學校管理，看來仍需一段時間摸索和加以調適。知識管理其實是策略管理的一種，它的理論建基於90年代極為盛行的學習型組織；當然期間除了「五項修煉」外亦加入了不少新發展，如現在引入學校管理中所提及的SECI循環。

學校推行國情教育的基本原則應該依從2008年的新修訂架構，可沿用過去行之有效的跨學科和滲透式的做法，個別學校能有效以獨立科目施行亦可。國情教育的重點是，所有內容必須有事實依據，避免空談抽象概念和純粹宣傳模式，更絕對不可以有吹噓失實的附會。

近年不少社會性事件現場都會見到中學生的影子。本來這些現象正好證明了新通識課程發揮出效果。不過，中學生一方面要應付繁忙的學習要求，另一方面仍要面對成長帶來的生活壓力；所以在分析探討這類發展中的社會議題時，往往容易流於片面或者被人牽引着（除了少數思想較為成熟和分析能力較強的學生能夠真正地獨立思辨和批判）。

通識教育科本來是個技能為本的學科，校本評核的獨立專題研習，從選題到完成報告的過程就已概括所有共通能力；反而紙筆考試並非一個適切的方式。但現在不論師生、補習社或報章卻花大量精力去鑽研時事材料和那些所謂「考試技巧」；是否有些捨本逐末呢？

佔中提早發生，再加上嚴重的警民衝突，掀動市民情緒之餘，事件急劇增溫更令中學校園面對大量在校罷課的學生。罷課是一個很嚴肅的決定，而且會伴隨一定的犧牲；而這突發事件則促使一些未經深思熟慮的中學生輕率地投入罷課，他們未必認真思量自己的犧牲。

參照目前的格局，基本上公營中學已呈現兩極化走勢：一種是很受家長歡迎的中學──每年自行收生報名時都出現十數倍的生位比例；另一種是堪稱弱勢的中學──每逢公布派位結果時，傳媒就以瀕殺邊緣來形容這類學校。

不少人提出，中學生年紀尚輕，如果把社會活動帶入校園就會牽着他們鼻子走，甚至好像給他們灌輸了一些理念（還記得「洗腦」論嗎？）。

香港的未來發展仍需依賴人才培訓，教育從來都是為了未來的重要投資手段。為了將來，為了下一代的教育，為了提升本地教育素質，通過政策評議，期望政策制訂者更多掌握教育現場的回饋；開拓不同的平台讓教育專業和學者拋出大家所思所想，不要令政策走向傾斜一方和只受偏聽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