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出台的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一五」），其前瞻性及策略方向性意義，毋庸置疑，但落實上不乏挑戰，須實戰實打。
香港過去不是沒有中長期規劃，不過多停留於個別政策層面，缺乏全政府（以至全社會）的總體規劃布局，現乃突破。「一五」定七大理念、五大主要目標，涵蓋面廣、條陳進取，包羅所有關鍵詞，其「四大中心一高地」重點，來自國家「十四五」規劃港澳專章已述的「八大中心」及「十五五」規劃加上的「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符合香港經濟增能和提升競爭優勢所需，對接國家發展策略。
「積極不干預」有徑可尋
除了展示全盤及長期視野，不同章節共列出105個指標，包括22個主要指標（5個「約束性」，17個「預期性」），效法國家規劃做法。這樣便有利於政府內部檢視、社會監察，及中央對特區班子的考核，確保進度。
不少人認為過去因政府「積極不干預」而缺乏作為。實則關鍵在於「積極」，即涉重大公共利益或遇社會經濟危機，政府便會干預。若真的缺乏任何導向介入，就不會促成今天舉世矚目的國際金融中心。回歸以來，董建華首倡創科和各項宏圖；曾蔭權告別「積極不干預」、推動新興產業；梁振英提出「適度有為」、再工業化；林鄭月娥走「有為政府」及國際創科中心之路。雖有時「雷聲大雨點小」，但一切不始於今天，有往徑可尋。
莫一廂情願 盲目教條
由規劃目標至政策落地，涉及的決策和執行過程，及與各持分和利益群體的互動協商，才是成敗之要害。挑戰才剛開始。計劃不等於政策（決策時須周全考慮可行性、怎樣突破現狀），有政策不等於如期落實（都市廢物徵費計劃之反覆及最終擱置乃顯例），KPI（關鍵績效指標）也非萬能，有約束力不等同激勵。公共治理上比比皆是。
若以為有了五年規劃必破除部門主義和固化利益藩離，便低估公共行政的複雜性與多面性。公共治理長期存在兩套不同思路：「理性系統觀vs.亂中有序觀」──後者立足於不完美、混沌、漸進主義（如鄧小平的「摸石過河」）。實戰時忌簡化傾斜，明白存在「路徑依賴」及制度主義效應（行為/規則受制度/機構所約束支配），破立之間不能盡想當然，要懂得怎樣及那兒用力。
有評論但求肯定五年規劃而否定香港過去治理之道，是罔顧歷史、抽離時空。倘視政府之手為萬靈丹，就像從前奉「不干預」為必勝技一樣盲目教條。魯迅曾說辛亥革命之後人們還是那個腦袋，只是剪掉辮子而已。當然腦袋可逐步轉換，但不會一步到位。而且，政府的有為不能取代市場效率，要看其介入方式究竟是有利於促進還是窒礙市場效率。
北都體現治理新篇 惟挑戰不少
「一五」定位政府角色於「有效市場，有為政府」之理念中，唯仍市場主導。背後的運作邏輯需靠實踐去釐清，亦即我過去提出的問題：若政府引導不了市場，規劃何用？倘市場聽命於政府，何來主導？其概念上的「兩可性」，不下於「積極不干預」（何時不干預、何時積極）。「官產協作」、理順政府與市場關係，關乎企業對市場自由和自主性的信心，也決定社會是否相信政府說了便能交付。
「一五」宣示新治理。除列宏遠目標，也須成果可達，特別是階段性的成果，讓市民有感，也激勵鬥志。能否為特區脫胎換骨，未來5年莫如看北部都會區（北都）的落實。
2021年10月林鄭月娥公布北都初想，欲同步達成幾個目標：「南金融，北創科」，作未來香港雙引擎發展布局；港深優勢互補、深度合作、「雙城三圈」；產業與保育並重的城市發展新模式；綠色及智慧新區、建屋擴容；締造宜居宜業宜遊空間。
北都吸引之處，在於突破傳統規劃與政策思維、啟動香港創新與建設速度新形態，也提升整個大灣區在國際循環中的作用。正因如此，才受中央高度重視，並列入國家「十五五」規劃，不容有失。
但挑戰不少，主要在於城規、融資、新產業及投資環境方面，非盡在政府可控範圍。北都之成敗，既繫於硬件上適時到位，包括土地（「一五」定下「熟地」產量900公頃的約束指標）、房屋（5年內建成7萬個住宅單位）、交通基建（全港「八縱八橫」大佈局）和公共設施配套，達成人口和勞動力目標，本身已屬複雜而沉重工程。當中須跨越不少開發上的難關和程序節點，要勇於拆牆鬆綁、理順流程、整合跨局署（以至公營機構及港鐵公司）協作、擺平部門本位與利益執着。所需的不止是頂層指導，而是各局署同心、大局觀下多走一步。
執行上，官僚體制不能仍以「老黃曆」去應對新氣象，須改革更新、重整工具，配備資源，有新的解說論述能力和調節疏導矛盾手段。愈是強調行政主導、有為政府，就愈需政府解放思想、自我提升，並透過持續交付到位去贏取公信力。
終靠市場資本和動力
北都的更重大考驗在於推進高效市場，如何加強官產學研協作、促進企業落戶紮根。除了使企業看清香港發展大局、確定政府在政策及硬體配套上的支持和促進外，更要讓它們按市場供求及營運損益邏輯，看到投資回報和風險可控之所在。
目前私營企業在落戶北都、投資北都上仍顯得熱度不足，外國企業進駐未成氣候。投資環境尚在形成之中，一些企業觀望，先看政府如何帶頭出資入場。政府也十分積極，過去十年對創科已投放2,000億元（包括承擔額），設立各種基金，又成立園區發展公司「先支出後盈利」，港投公司亦着力支持「耐心資本」項目。唯畢竟公共財政近年壓力大，最終要做好北都創科、做大北都，仍靠市場資本和動力。
英諺有云：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is in the eating（吃時才知真味道）。北都新產業及新競爭力之證，在於能否「解鎖」（unlock）本地資金及吸引外來投資。創科產業投資期和回報期長、成本昂風險高，無論是政府還是本地企業，仍離不開靠房地產去融資。若房市穩健，發展商從中的短中期收益及政府之土地財政較有保證。過去的新市鎮發展及「鐵路＋物業」模式，皆按此套路。
所以北都用地儘管產業優先，五年內900公頃土地中佔400公頃，也須搞好房地產板塊（約200公頃）及相關政策環境。另三個大學城（新田、洪水橋、打鼓嶺）共佔約300公頃，締造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倘大學策略動力對頭，五年期內較易見功的師生規模，應可帶來北都新面貌和投資/消費動力，及初步對新產業的研發支持基礎。
多重視「需求側」考量
北都要超越「供應側」思維（即政府可在提供土地、基建、設施、政策多做什麼），多重視「需求側」考量（即企業投資方欲於北都追求什麼、怎樣決定落戶）。
香港的大學雖位世界前列，有穩固基礎研究，但原創核心科技及能夠領導國際研發方向與標準的「根技術 」尚未成優勢，人工智能、半導體、芯片等仍主要「靠內地」（美歐自2020年起限制先進技術及設備輸港）。而且香港欠缺轉化應用科研的傳統，及製造基地、相關專才和勞動力，因此制度上與生態系統上須突破之瓶頸及填補的「洞」仍多。
內地科企受北都吸引而落戶的，有多少是看重香港科研，有多少意在把內地既有技術「借港出海」，及利用香港法律、稅制、資產和知識產權保護、融資優勢等，我們應心中有數、實事求是，不泛視香港一切「超級」。過去幾年藉「高才通」來港人才，不少難找到跟本身科技背景匹配的工作崗位，就業機會較多在金融方面，折射市場現實，科技與金融深度融合仍需時日。此外，打通與內地城市的跨境四流（人、物、資金、數據），未完全到位，仍須政府之間多努力。
特區政府近年致力開拓與中東、東南亞及中亞的關係，唯平情而論，內企外企對香港的重視，着眼點仍是源自過去優勢的中西連接。外國跨國企業駐港，乃為了有利於「走進去」內地龐大市場。它們對香港所求的並非技術和製造，而是與內地聯通，及資金資訊自由流通的保障，看香港特區在一國兩制下能否保持「另制」例外。當今地緣政治不穩、美中角力、國際間國安泛化，一些從前存在的風險可控性（制度「防火牆」、法律等）備受動搖，西方科企在敏感的前沿科技項目上尤多顧慮。
因此香港吸引外企，不能一廂情願、泛泛而談，需有一整套對焦推廣策略。北都要向國家及世界展示的，不是大片土地和先進建築，而是新的幹勁、新的動能技術、新的產業生態系統、新的與內地及世界連結之網絡、新的應對地緣政治風險的視野和政策包。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