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地聽到的，大都是頌揚科舉的機制，配合今天「培養人才」、「拔尖」的話語。這也許是把政府政策的話語與教育的話語混為一談。這個結不解開，中國如何能夠掙脫舊時代，進入新時代？
建立房屋階梯、增加資助出售房屋任重道遠，不但能釋放公屋存量，滿足大批公屋輪候冊上的市民居住需求，還能為有意置業的市民重燃希望，切實提供向上流動的動力。
我認為，香港各界是時候檢討，到底福利的目的和邏輯應該是什麼？──是用福利來扶基層市民躺平，還是扶他們為自己努力、扶他們向上流動？
「教育可以公平嗎？」其實是不太準確的問題。這個問題的討論，似乎永無休止。但是這個題目，其實包含教育制度內部的公平，以及教育與社會公平之間的關係。是兩個不同的層次，但又是互相連接的。
升學，尤其是升讀大學，則從來都是社會流動及提高生產力的重要途徑，好的學校學位稀少，能否進入優秀的學校就讀，對個人前途及人生都可起到深遠影響，也會牽動着每一個相關家庭的情緒。
海泉和我就是那一代中大生的一個橫切面，窮小子，會考成績差勁，入港大無望，可憑苦拼入讀中大，拿得一紙大學畢業文憑，從此脱貧向上流動。受益於中大教育，得新亞恩師扶攜，海泉報答已盡，如今西歸，英風宛在。
古代科舉制度有提升中國社會流動性的作用，一方面讓平民百姓可以實現他們的「中國夢」，另一方面亦加強了當時政權的統治。
大學收生，只考慮學業成績，就會收到只會讀書的學生，或者是只知道高分功名的學生；就會失去了很多有其他優才的學生。培養出來的畢業生，就沒有能力在未來的變幻社會中生活。
高收入家庭透過金融市場、低息環境和稅務改革獲得額外收入，令致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香港的會計業面臨的千頭萬緒處境，或多或少折射出香港的現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