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國史教育中心繼去年後再度舉辦「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以五四運動為主題，魯迅獲選為2019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魯迅不論在中、小學得票均取得絕對優勢，獲得逾12000票。

香港擁有有利的地理位置，從開埠已可順利開通港口，發展航海貿易，令經濟通過轉口貿易而更蓬勃；吸引不少中轉旅客停留香港，或專程到來旅遊，乘船暢遊我們安全的海域，欣賞世界著名，獨一無二的維多利亞海港夜色。

從至尊天子，到尋常百姓，都喜歡聽謊言。或者說，喜歡聽好話、「吉利」的話、歌功頌德和「鼓舞人心」的話。至於這些話是否真實，或者有幾分真實，則是第二位的事。

胡適在手稿裏介紹了他和陳伯莊的關係，1910年他們兩人考取了留美官費同船出國，陳伯莊那時只有17歲，胡適未滿19歲。

嶺南大學歷史系主任梁萃行教授認為，讀史不只是借古鑒今，不認識歷史，就如失憶，對於自己的文化身份，周圍環境、世界狀況，都不可能透徹了解。

曾幾何時，「生命麪包」是我們生活一部分，承載着幾代香港人的感情，是我們童年美好回憶。

由本周日起一連四個星期日（8、15、22及29/12/2019），中大亞太研究所與嶺南大學及香港歷史博物館將聯合舉辦一連四講的「東西南北文咸街」講座系列。

有不少研究指出，北京發生五四運動後，很快就傳來香港。我覺得有點奇怪，因為當時香港是殖民地的地方，英國政府以高壓政策管治香港，特別是排外運動。其實五四運動在香港爆發沒有想像中厲害。

1949年，「二次世界大戰香港華人特務警察隊」出版了《二次大戰香港華人特務警察隊特刊》，紀念這支戰時協助維持治安的志願警察部隊。

蔡元培是五四運動的守護者，守護北京大學的學術自由。但大家忘了他對學生運動的看法。他曾保釋32個北大學生。但他對學生的支持並非毫無底線的。學生在五四運動初興時表現的愛國大義、思想主體性等慢慢受到消解。

鍾逸傑爵士（Sir David Akers-Jones）於1957年來到香港，在殖民地時期擔任過舉足輕重的要職。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以後，很多人以為他回「國」了，但直到他離世前，仍然居住於香港。

《20年來香港驚人罪案》納入的案件主要發生於1973年之前20年和之後20年，覆蓋範圍由1953年至1994年，前後41年，稱得上是香港驚人罪案實錄大全。

燭光點點，豈能與太陽正大光芒相比？惟太陽雖然至大至光明，卻有許多轉折暗角的地方照映不到，燭光卻能把個中情況顯示出來。

辛亥革命後，梁啟超步入政壇，但在幾次任職和組黨之後，他於1917年底選擇淡出政界，結束政治生涯，轉而專注於文化教育及學術研究。

「人群之進化，莫要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在辛亥革命之前，梁啓超積極在報刊撰文，為此大聲疾呼多年。有論者指他雖是這場革命的旁觀者，新生的民國卻尊其為元勳。

上周末筆者在中央圖書館開壇回憶香港圖書出版業的美好日子，用投影機放大了香港幾家經典舊書店照片，時光馬上倒流半個世紀。

油街的老貨倉是一棟紅磚西式建築，其工藝美術建築風格，已評列為二級歷史建築加以保護，它見證了一個多世紀的風雲變幻。現在不少中青年藝術家，在此作為畫展或現代藝術展，創意十分新穎。

「攝‧寫‧文人」推廣中文計劃之實地考察一「五四運動與蔡元培」現正接受報名。

斷、捨、離每一個過程都是痛苦的掙扎，然而，我相信過後便是海闊天空、輕鬆自在、無憂無慮。願與天下愛書人共勉。

我非常相信研究中國社會史需要結合田野的觀察與文獻的解讀。我相信不走出書齋的歷史學者（借用賀喜的一句話）不能了解中國社會。

政治問題，需要政治辦法解決，西門豹何其高明？

今年10月7日是中國著名史學家陳寅恪逝世50周年，重溫他當年對中國科學院邀請出任中科院歷史所二所所長的答覆，體會他獨立自由的思想精神。

魯迅很早接觸孔孟，但他自言孔孟對他的影響很小，彷彿是主張「反抗大傳統，靠攏小傳統」。魯迅反對的是官方意識形態之下的大傳統，轉而尋找一個相對的小傳統，並繼承這個傳統，這從他自小所受的教育已見端倪。

一個有底蘊的文化，不會排斥外來文化，而是善於融合外來文化，使自己的國力得以提升。在21世紀的今天，對於中國文化，我們不應只停留在背誦的層面，而是要深入了解，從而反思有沒有需要改進，或者保留的地方。

作為五四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陳獨秀最精彩的是五四運動前夕思想形成的過程，這是一個多元包容、由舊入新的歷程，是最浪漫、最值得回味的過程。

香港早年報紙的「三及第」書寫文體，這種文體混合了文言文、白話文及粵語，別具一格。

面對全球人類普及的技術，對傳統攝影美學觀念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考驗。今天，人們在形形色色的觀念中，從人類普遍的審美觀念重新解釋攝影美學的概念，意圖最終回歸到傳統美學的基點上。

香港新聞博覽館剛開始了一個名為《內地採訪70年》的專題展覽，讓行內行外的人重溫70年來香港記者到內地採訪的難忘片段，從中也可回望70年來新中國的發展。

2013-14的政治運動之後，給烏克蘭的教訓是：和接壤邊境的大國吵架，甚至內戰，是不自量力，只會拖垮經濟。

我講關於內戰的問題，大家都會聯想起今時今日香港的撕裂情況近乎內戰。同學群組都要分開黃藍兩邊，在Facebook的朋友紛紛以黃藍線割蓆，令人痛心。這種情況和波斯尼亞、盧旺達的情況，不枉多讓，極為相似。

九十後出生的香港年輕人，沒有經歷過港英政府管治下的香港生活，只感受到香港自八九十年代後興旺的經濟和繁榮的景象，便直覺地懷念港英年代的日子。

老人家說，以前香港通街都係寶。昔日上環嚤囉街和荷李活道雲集了很多古董店，充斥大量真假國寶，有些國寶真的價值不菲，吸引了國家級的文物專家經常在附近一帶尋寶。

無論是說起拉丁文教學，還是文化考察活動，夏神父婉婉道來，娓娓動聽；聽他細述沙爾德的教堂、毛里裘斯的故事，也教人心往神馳......我們談了三個小時，我不像在訪問，倒像聽了一堂課，經歷了一段文化之旅。

在中國，「私」是壞的事情，為了賺錢給自己是不對的。朱熹想到了，賺錢給自己就是不對的，而為祖宗賺到錢，這是光宗耀祖的，沒有不對的。

香港命運的改變，若說是因為鴉片戰爭戰敗，被割讓給英國作為殖民地而開始，那是將因果關係弄錯。香港的重要性，全是因為鴉片貿易禁運，引致中、印、歐航線的中轉站出現改變。

「水清石自見，心平世事明」，愈是烽煙四起，愈要維持客觀冷靜，方能看透形勢，分清敵友，把持原則，明辨是非。

香港藝術家李繼忠用另類手法把維多利亞公園女皇銅像的歷史還原。

9月25日至10月2日假香港荔枝角饒宗頤文化館舉辦「一帶一路與大國外交七十年」主題系列活動。透過高峰論壇和圖片展等，展示中國邊境風光。

九一八事變後，激進學生上街示威，要求立即「對日宣戰」。今天香港學生所做的打砸欺凌侮辱一切，就像當年昏了頭的學運的翻版！大家都瘋狂了，但88年前的學生是愛國抗外侮，今天香港人卻是瘋癲國呀！

我們相信透過探索饒先生香港史研究的歷史學思想、內容和方法等方面的特點，我們仍然可以從小中見大，一窺饒宗頤先生的學術的深奧內涵。

當年文化大革命造反派五大領袖之中，以聶元梓最出名。2017年她在香港出版了40多萬字的自傳《我在文革漩渦中──聶元梓回憶錄》，引起注目。

那個遙遠的年代，讓《東蓮覺苑──香港佛教的傳奇》的作者潘麗瓊感到，宗教所言及的慈悲為懷、眾生平等非紙上談兵，反之以行動實踐，並執行了近百年。

香港和境內境外各地之間，建立了數不盡的聯繫和網絡，千絲萬縷。不能不承認，香港和華人出洋的歷史是中國近代史和世界史的重要一環。

拔萃的校史，就是香港史的縮影，亦即所謂微觀歷史吧。近年來，香港中學校史的著作一部接一部的問世，似乎證明我和穎聰當初的固執未嘗不是擇善──縱然我們兩個都沒有在歷史系工作。

筆者翻出三份1967年被港英政府查封的左派報紙，向大家簡單介紹當年政府怎樣動用同樣的緊急法，去對付左派報紙。

67暴動結束後，政府決定盡速緩和社會負面情緒，籌備讓全城能夠參與的「香港節」。香港設計師兼收藏家胡兆昌，把歷年搜集得與「香港節」有關的物品放在理工大學設計學院賽馬會創新樓D展覽廳展出。

讀香港史，就等於讀了一遍中國近現代史，也就讀了一遍東亞包括東南亞的歷史。如果再看遠一點，把香港嵌入整個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等的發展脈絡中，我們便是世界史的一部分。

在我們心目中，最吸引我們視野，驅動研究好奇的，是曾經在電梯系統四周的大街小巷與各式建築物中生活的不同人物或是曾發生的故事。

國父說，軍人不可干政，但軍人必須懂政治，因為「軍人是政治的原動力」。因為國父深感推翻滿清王朝後，沒有掌握槍桿子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