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港府公布首個五年規劃（2026-2030）公眾諮詢文件，並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之後，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於6月16至17日來香港進行考察調研。
與過去數次的全面調研不同，夏主任此行為時甚短，因此可視為一次有針對性的旋風式調研，他特別關注北部都會區的建設進展。夏主任此行的重要意義，除了是要表達中央對香港的關愛和長遠發展的關心、鼓勵社會各界積極建言獻策外，更是希望香港能夠做好首份五年規劃的工作。
社會各界大體上表示肯定和支持，並紛紛發表意見和建議。當然，也有一些不同聲音表達不同意見。最重要的是，各方面對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必須有實事求是的理解與期望，不能用不切實際和過度理想化的角度對待此次重大嘗試。
五年規劃本質上是香港在中央的指導下編制一份展示香港特色的五年規劃，其重要使命是要從戰略角度制定香港未來五年的發展目標、發展政策、重大基建項目和需要破解的重大難題。本質上，香港五年規劃不單是香港的事，也是國家的事，是國家五年規劃的有機組成部分，必須能夠對接和服務國家發展戰略，讓香港得以透過發揮其獨特優勢為國家發展作出難以替代的貢獻。
告別「積極不干預」不等同取代市場力量
香港在回歸祖國後實行一國兩制，保留資本主義體制，並在體制下編制其五年規劃。時至今日，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領域內以不同方式對其經濟與社會發展作出規劃。香港過去奉為圭臬的「積極不干預」和「小政府、大市場」管治理念早已不合時宜，更愈來愈不符合香港發展的需要和各方面的期望。香港需要在積極有為的特區政府領導下擘畫未來發展戰略，並主要依靠市場力量來實現戰略目標。因此，儘管香港編制五年規劃，特區政府絕非、也不可能要取代私營企業、民間資本和專業精英作為香港長遠發展的中流砥柱作用。
由於特區政府在香港資本主義下實行簡單低稅制度，在發展資源的掌握和調動上，不但難以跟內地各級政府媲美，跟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如新加坡，也相距甚遠。所以在香港五年規劃下，特區政府基本上是要通過發展戰略和重大政策與行動，對市場發揮引領作用。而那些戰略和政策則主要包括公共資源向某些產業傾斜、政府為個別產業和企業提供特殊政策扶持和優惠、基礎設施（硬件和軟件）與土地的提供、政府資金投入、稅收政策、採購政策、人才培訓與輸入、在個別項目上與投資者分擔風險乃至某些補貼政策等。
五年規劃不會改變香港資本主義體制的本質，但政府的治理職能和方式會因為編制和落實五年規劃不斷作出改革創新，從而發展出一套適合香港發展需要、展示香港特色和優勢的、嶄新的、不墨守成規的治理理念和模式。
香港五年規劃要求特區政府領導人和官員乃至社會各界盡快掌握戰略意識、宏觀思維和長遠視野。他們更要充分掌握世界大勢、國家的發展戰略和大政方針，為香港未來發展方向準確定位，並從動態角度深刻了解香港在哪些方面可以發揮香港所長以貢獻國家所需，以及充分體會中央對香港的期望和指示。毋疑，這些思想品質在香港並不普遍，部分人甚至不予重視。
此次編制首份五年規劃正好提供一個難得的學習和鍛煉機會，並從中獲取知識、經驗和教訓。尤其重要的是提升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戰略、宏觀和長遠思維，為日後的五年規劃打好基礎。在編制首份規劃時，中央港澳辦和一些中央部委與特區政府密切交流合作，並給予大力支持，為特區政府與中央日後愈趨密切的溝通合作，營造良好的條件。
勿以內地標杆衡量香港
鑑於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對編制五年規劃缺乏經驗，因此不適宜對首份規劃有不切實際的要求和不公平的批評。相應地，各界不應該把國家、廣東、深圳甚至上海的五年規劃作為標杆，來衡量和評價香港五年規劃。畢竟，內地擁有70多年的計劃和規劃的經驗，而五年規劃又在內地的經濟與社會生活發展中，發揮着重大作用和廣泛影響，所以在規劃能力與經驗上，香港難以望其項背。
一些人要求香港五年規劃訂立一些量化指標，作為量度規劃的成敗得失和向特區政府問責的標準，並指出國家、上海、廣東和深圳的「十五五」規劃分別列出了20、20、22和22個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性或約束性）指標。
不過，考慮到香港作為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經常受到難以預測的國際經濟、貿易、金融動盪和地緣政治衝突的衝擊，而政府又無法控制市場的變化與投資者和企業的決定和行為，因此要求特區政府確保或預測香港經濟與社會在五年後究竟會出現哪些變化、而哪些變化對香港市民又會帶來哪些好處確實難度甚大。
對於那些較能由政府主導的發展項目，比如房屋與土地的供應、政府對基礎建設上的計劃與投資、政府在某些產業上的投入、政府在人才培訓和輸入上的工作成效乃至在推動創新科技研發上的扶助，則可以建立一些不太硬性的指標，政府也至少可以對香港在2030年時的一些經濟與社會的重要狀況做一些粗略的預期，從而提振香港市民和各方投資者對香港未來的憧憬和信心。
另外一個必須理解的情況是，特區政府要在極短促的時間內完成首個香港五年規劃的編制。中央和內地省市自治區通常有更久的時間為編制五年規劃作準備，期間有充裕時間進行國內外形勢分析、擘劃發展路向、推動政策研究、動員專家學者積極建言獻策、對重大發展項目反復論證、落實多渠道和上下往復的諮詢等。因此，它們有條件把眾多的具體發展項目納入其五年規劃之內，而且有信心在五年內完成或取得階段性進展。在編制香港五年規劃時，特區政府卻只有幾個月的工作時間。
不過，過去幾年，特區政府在不同政策領域也做了一些長遠的構思和計劃，並落實一些發展項目，其中，北部都會區建設正在提速推進。如果香港五年規劃要在2030年取得顯著的具體成效，北部都會區建設能否盡快取得成果便無比重要。這便解釋了為何夏主任此次旋風式考察調研特別集中對北部都會區的考察，尤其重點考察北都發展進度及區內創科項目，包括北都大學城、港深創科園香港園區、元朗微電子中心、港鐵北環綫古洞站地盤等，期間夏主任提出香港要加速建設國際創科中心和加快香港發展的要求。
八大國際中心 港擁長遠規劃經驗
香港有些人批評特區政府有關五年規劃的涵蓋面與內地的相比過於狹隘，未能對香港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進行「全面」規劃。然而，只針對一些重要領域作規劃、而並非讓政府在所有發展領域都插上一手，其實正好反映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特色。
雖然特區政府已經逐漸擺脫了「積極不干預」和「小政府、大市場」的教條的羈絆，但在簡單低稅制和政府規模有限的束縛下，政府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職能也只能適度擴大。因此，五年規劃必須聚焦於那些與香港未來發展關係最大，最能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又最能加速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領域，不能過度膨脹政府的角色、過高估計政府的能力，否則香港的治理和發展效果只會適得其反。
過去幾年，特區政府更刻意從落實國家「十四五」規劃中有關香港八大國際中心的建設（尤其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來布置較為長遠的施政任務，因此香港並非完全沒有從事長遠規劃的經驗。八大國際中心建設也是國家「十五五」規劃中關於香港的部分主要內容，更加上了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和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以及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任務。
國家「十五五」規劃中有關香港要完成的任務實際上反映了中央認為哪些任務最能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也就是說，香港如果能夠把這些工作變成香港五年規劃的核心部分並把它做好，則香港的發展戰略便得以對接好與服務好國家發展戰略。所以，這些核心部分成為特區政府有關香港五年規劃的諮詢文件的主體內容。
由於編制香港五年規劃的時間短促，加上特區政府與社會各界的經驗又有限，而未來國內外形勢又變動不居，所以香港五年規劃不適宜把政策和項目定得太細太死，應該容許有相當的靈活變通的空間，從而可以適時修改內容和加入新的政策和項目，不要把下屆特區政府綁得太緊。
在未來五年，特區政府需要努力不懈進行政策和項目研究，並與中央和社會各界商討，在總體發展方向大體不變下為規劃注入新內容，讓其更加豐富、切合香港的發展需要和應對新挑戰。中央和特區政府也有需要對規劃的落實情況不時作出檢討，發掘問題和不足之處，確保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目標得以達到。
有些人擔心本屆特區政府只有一年的光景，而落實香港五年規劃的主體責任則落在下屆政府身上，因此擔心規劃的實施缺乏連續性。不過，這種擔憂大可不必。過去幾年開始，香港落實了「愛國者治港」的原則，愛國力量可謂是香港的長期執政力量。愛國力量內部的不同階層和界別之間縱然有利益和觀點上的分歧，但總的來說他們對香港未來發展的路向差別不大，可以通過協商和協調最終形成共識。
事實上，經過十多年來在社會上的討論和爭辯，社會各界對香港未來的發展路向基本上也形成了一些共識，而這些共識與愛國力量的觀點又頗為一致。愛國力量和社會各界在香港未來發展上的共識為特區政府編制五年規劃提供了扎實的基礎，讓最終出台的規劃綱要大概率能夠取得社會的認同。即便規劃是由任期只剩大概一年的特區政府編制，但既然它是社會共識的結晶，而又得到中央的背書和監督，則下屆特區政府切實落實這份香港五年規劃，殆無疑問是應有之義。
總而言之，在一國兩制下，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正在為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治理模式的革新通過編制香港五年規劃踏出重要一步，而香港五年規劃亦因為反映和兼顧了香港的獨特情況和國家的需要，而呈現自身的特色。今天和未來，香港五年規劃都將是展示濃厚香港特色的長遠規劃。
原刊於《紫荊雜誌》2026年7月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