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盃歷史上,「中國製造」和「中國品牌」遍布比賽用球、球衣、裝備、吉祥物及各種周邊紀念品外,今年又多了一項「中國製造」,定製了32條具有「世界盃風情」的領帶。
目前,俄羅斯投資於世界盃的總額估計已有約130億美元,金額遠比2010年南非世界盃花費39億美元高;有俄羅斯經濟學家預料,以2018年第二季和第三季的GDP年增長率計算,收支不平衡便會變成虧損項目。
中國和印度這兩世界大國領導人如果繼續能求同存異,把過去不愉快的歷史當作教訓放到一邊,強調今後友好合作,加強經濟文化交流,又沒有他國勢力的干擾,它必將在世界的未來起得舉足輕重的作用,扭轉乾坤。
這一周的變化起伏都在預告:世界領導地位的交接可能比我們預想的更快。放眼年底期中選舉,美國民主黨信誓旦旦要奪回眾議院,面臨險惡選情,已有19位共和黨國會議員宣布不尋求連任,特朗普正步入險境。
毫不誇張地說,今天的世界處於一個「不確定性」(或者通俗地說是「亂世」)狀態。地緣政治面臨急劇的變動。英國脫歐、南中國海、朝鮮半島、中東和敘利亞、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國與美國、美國與俄羅斯、中國與俄羅斯等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在發生變化。所有的變化是地緣政治變化的產物,也反過來重塑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世界經濟也是如此。 西方引導的全球化開始出現逆轉,儘管這並不在任何意義上意味着全球化的終結,但也表明西方和美國在領導全球化方面,已顯得力不從心,世界經濟的發展需要新的領頭羊。對崛起中的中國來說,所有這些變化應當被視為正面和積極;如果中國能夠抓住機遇,便是崛起的好機會,在「不確定性」中崛起,重塑區域甚至是國際秩序。 意大利古典政治哲學家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在論述政治人物的政治作為時,專門討論了「運氣」或「命運」的作用。其實,在國際舞臺上,一個國家的作為也是如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確定性」可以解讀為中國崛起的「運氣」或「命運」。因此,人們首先不應當悲觀地把「不確定性」視為負面。 所謂的「不確定性」只是一個客觀的局面,是時勢變化所致。任何國家都要根據時勢的變化,來調整自己的國際角色。不管怎麼說,中國崛起也是當今世界「不確定性」的一個重要根源。 中國是否可以抓住自己崛起的「運氣」和「命運」呢?這些年來,中國的確在努力這樣做。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因為涉及中國所明確規定的「核心利益」問題,中國冒了很大的風險,有所進步。今天南中國海局勢基本穩定,而且中國掌握了主動權。在國際經濟上,中國也在努力繼續推動自由貿易,通過「一帶一路」等方式方法扮演世界經濟發展的領頭羊角色。 但是,人們不難觀察到,中國也在竭盡全力、非常算計和理性地「規避」風險。然而,規避短期風險反而招致長期的更大風險。這尤其表現在處理朝鮮半島問題上。中國努力不少,但直到今天,韓朝沒有一方會考慮中國的利益,各自完全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做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事情。 儘管外界認為中國對朝鮮半島有影響力,但實際上沒有一個受中國影響;不僅如此,中國反而變成了韓朝的「人質」。面對這些較小國家,中國除了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式的抗議,似乎什麼辦法也沒有。對朝鮮半島缺少影響,並不是說中國缺少能力,而是中國選擇不去使用可以產生影響的能力。 在國際經濟方面也有類似的情形。中國一方面加入國際經濟秩序,也有能力去引導國際經濟發展,但同時對現存國際經濟體制(明確地說是自由主義的國際經濟體系)抱着深刻的懷疑態度,總覺得這個體系是一個「陰謀」或「陷阱」。很多人因此認為,中國在國際體系裏面是個「半心半意」的角色。 中國在放棄促成崛起的機會 中國的作為和俄羅斯的作為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前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一蹶不振,直到總統普京執政之後,俄羅斯才穩定了政局。不管從哪個角度看,俄羅斯都已失去往日的輝煌。儘管俄羅斯到今天為止仍是軍事強國,但主要還是前蘇聯的功勞。經濟力量遠不如以前,經濟結構單一,看不到明確的前途。政治上主要是圍繞着普京一人的政治,儘管目前強勢,但未來仍然很不確定。 不過,俄羅斯不愧為一個戰鬥的民族,明明沒有能力做大國了,但不僅在苦苦支撐着其所認為的大國地位,而且時刻尋找機會復興俄羅斯的輝煌。如果得到機會,俄羅斯一個也不會放棄。在這一點上,俄羅斯人還是很驕傲的,認為當今世上能夠和美國爭取平等地位的仍然只有俄羅斯。中國則不一樣,明明出現了很多能夠促成其崛起的機會,但在一個接一個地放棄機會,不管是故意的還是無意的。 這個現象使得人們擔心,今天中國的崛起是否會陷入「明朝陷阱」,即在沒有真正崛起之前開始衰落。這裏指的是明朝失去了中國成為海洋國家的機遇。明朝是世界海洋時代的開始,當時,中國政府和民間海洋力量皆為世界第一。如果鄭和「下西洋」代表政府力量,東南沿海一帶「猖獗」的「倭寇」海洋活動,則反映了民間力量。 不過,正如人們日後所看到的,僅僅因為朝廷的意識形態和一些既得利益的阻礙,中國在此後數百年時間裏把自己「封鎖」起來,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陸地國家,最終成為西方海洋國家的「階下囚」。 今天的中國會否再次像明朝那樣,主動放棄真正崛起的機遇呢?提出這個問題是有意義的,因為中國面臨着諸多促成自己放棄機遇的因素。至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討論。 第一,中國已經沒有大國的記憶。中國從秦朝統一國家,到漢唐不僅在地域上大擴張,而且建立起當時最強大的政治體制,所建立的國家制度被西方稱為「開放的帝國」。之後的王朝(主要是蒙古人和滿族人所建立的王朝)儘管在疆域方面有擴張,但在制度建設方面沒有什麼創新。 明清之後,中國王朝變得愈來愈封閉,最終被近代西方所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主權國家打敗。近代以來,中國人受苦受難,到今天為止,中國人有太多的弱國記憶、苦難記憶和受害者記憶。從這個角度來看,不難理解今天的中國人祈禱國際和平與國際公正。不過,一些人(尤其是精英階層)的「受害者」心態過於強烈,缺少自信,不僅認識不到機遇,有了機遇也抓不住。沒有人會懷疑中國人對和平與正義的訴求,但國際和平與國際正義等諸多價值絕對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而是要鬥爭出來的。 第二,今天的中國有太多的意識形態束縛。對敘利亞、朝鮮、美國、俄國等的看法都深受意識形態影響。「意識形態化」表明人們已經不能實事求是地去看一個問題或事物,而只能從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角度去看它們,結果看到的不是事實的真相,而只是基於「偏見」之上的幻影。 這裏僅以美國為例。在很多中國人的眼中,美國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即「敵人」。很多人不滿於美國把中國視為「敵人」,但忘記了自己也把美國視為「敵人」。一旦把美國視為「敵人」,自然就不能對美國作科學理性的分析。 結果,美國做什麼,中國就要反對什麼;美國不做什麼,中國就要做什麼。這使得中國在國際社會上失去太多的東西,包括道德。一些事情,美國從道義出發,佔據了道德制高點,結果中國反對,自然得不到很多國家的支持。實際上,作為大國,美國和中國擁有很多一樣或類似的道德價值觀和國際責任。 兩國國家利益不同,分歧不可避免,但這些分歧不能簡單地用意識形態來看待。對美國的態度,中國本該支持的就支持,該反對的就反對,但因為美國被視為一種意識形態,結果既看不到一個真實的美國,也看不到自己在處理和美國關係中的真實利益,處處陷於被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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