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

香港政府今年曾估計未來30年香港GDP的平均年增長率是2.8％。我們姑且認為香港經濟會受到佔領運動的影響而「轉勢」，但我們不妨「樂觀」地假設這個勢轉得不大，經濟的長期平均增長率只下跌0.1％，亦即由2.8％下降至2.7％。我們知道今年香港GDP大約2萬2千億，假若以後的實質增長從2.8％跌至2.7％，那麼在30年內的總實質損失是多大？

要討論在中國的發展，我們應考慮中國教育的水平比美國低，好的師資與教授也不足。學生人數多，如果好的教授不夠，用錄影的方法教學，好幾萬的學生能聽到最優秀的教師授課得益。他們學校的老師和教授也可以一同聽了受益。教授同時可以解答學生的問題，和學生討論課程的內容，像一般由教授本人授課一樣。只是教學的水平高了，學生的人數增加了，所以用錄影教育應當在中國發展。

2014年10月23日閉幕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並未如外界所傳，在人事調整上掀起波瀾。不過，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法治決定》）。全會公報對此作了高度概括，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和六方面重大任務，共12次提及「憲法」。

政治市對於一般投資者尤其是那些習慣於頻密交易的投資者最不可為，乃在於市場飄忽不定，一條消息不管真假，一經傳播，足以使市場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因此在這樣的情景下，投資者偏向於作短線投資，一有利潤馬上套現。但是短線投資對象並不容易找到。它最基本的要求是每天有足夠的波幅，而且成交要大，投資者才可以轉身。

權力和財富雖然關係密切，但始終是兩碼子事。事實證明，商人組黨往往在政治上難有大的作為。（香港的自由黨是一個好例子。）而另一方面，商人治國亦很難受到人民的普遍接受。最能說明問題的一個例子，是在資本主義文化如此濃厚的香港社會，商家治港也不為市民大眾所接受。

「金錢不能為你帶來快樂，不過它至少可令你能舒適地過痛苦的日子。」 （Money cannot bring you happiness, but at least you can be miserable in comfort.）—— 這是王爾德（Oscar Wilde）的名句。

關於滬港通對港股的影響，所有的分析都只是推測。關鍵是兩地投資者有著不同的投資意念，在滬港通之下兩地投資者投資行為產生的合力將在股價上體現出來。因為早前的推測己使很多股份的價格發生巨大變化，它是否合乎真實的合力，是一個大的問題。作為謹慎的投資者，在滬港通實行之前，減少相關股份的持倉，用三數天時間觀察兩地投資者合力產生的影響再重新入市是合理的應對策略。

10月20日至23日，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將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被提請審議。如何把公權力關進制度的「籠」，以推進反腐敗法治化為突破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本次全會的焦點。

回歸初期尤其是在江澤民年代，香港人對中央支持度是有增無減的，尤其是在經濟低迷時，大家都感受到中央對特區的照顧。例如自由行，但時間一長，中港關係便產生變化，一方面，中國經濟實力的冒升，令很多香港人產生對暴富的仇視（由自大到自卑）。此外，香港本身的貧富懸殊亦愈來愈激烈，中央輸送的經濟利益並不是每個香港人都享用得到。禮賓府的主人，由富豪出身的，換了 AO 出身的，再換了親共出身的，管治效率每況愈下。

從某角度看，本欄的一系列文章好像是有關對很多人生問題，作出很理性和頗深入的探討。不過，從另一角度看，本欄一系列的文章亦可視為一將古中外很多不同思想家的思想，串連而成的樂曲，希望能為讀者們至少還帶來一些心靈上的安慰，又甚至得到一些啓迪。還希讀者不嫌棄，這一篇送給你。是為序。

雖然通識課程理論上包括所有範圍，但實際上課題都來自香港及國際的時事新聞，所以你可把它看成一課應用的社會科學，包含經濟、政治等方面的考慮。但時事新聞是天天不同，我們如何可以對每一個案例都作深入的分析呢？又如何可就每一個案例都作出政策建議？當中的原則又在哪裏呢？

香港的佔領運動雖也有個別參與者甚有公德心，肯替別人檢拾垃圾等的義舉，但這卻無法洗脫它為其他港人帶來損失所應負起的責任，無此責任承擔，精神上便有如奧遜所說的「流寇」，民主容易變質為劣質民主，不可不察。

騰訊是香港股市的奇葩，它既是恒生指數成份股中僅次於匯豐的權重股，其升跌牽引恒指的走向；同時它還是香港證券市場制度優於 A 股的象徵，A 股由於制度的缺憾，把股市健康發展的兩大因素：優質的上市資源與長線投資者排除在外。被內地傳媒合稱為 BAT 的中國三大互聯網巨企：百度、阿里與騰訊全都不在 A 股上市。

距離上次大幅修改近10年，《證券法》再次啟動全面修訂，並有望明年上半年就修訂草案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近來，相關官員、學者和市場人士紛紛就此表達觀點。我們認為，此次修法不應止於查缺補漏，而應作出系統性的修訂，在簡政放權、深化改革的全新背景下，重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壽險的類型非常多元化，不同保單可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但同樣都有其短處。坊間常見四種壽險，更有不同付款年期，如何選擇？

如果說香港是一本難讀的書，要讓徐徐升起的紫荊花區旗同五星紅旗一同持續高高的飄揚更是一門大學問。金融和服務過度發展，勢將強盛的經濟體引向衰落，西班牙、荷蘭、英國前仆後繼給予了驗證，香港能否邁過這道坎？


縱觀香港前100多年的歷史，普天下真就是一個又一個過客。百年間，人來人去，潮起潮落，緣聚緣散，鮮落痕跡。上至港督，下到蜑家，貴為鄉紳，賤若難民，其結局始終無外是回英倫，返鄉下，上金山（美國、澳洲），下南洋（東南亞）。對絕大部分華人來說，香港無非是「寄寓泊船」之地，頂多算是「功能的家」，甚至於大部分時候只是內地華人的逃亡之地，避難之鄉。對華人來說，無論你是大富大貴，還是際遇平常，最終是要落葉歸根，兔死狐丘。


中國人的父母大都有個矛盾的想法：一方面想自己的子女成龍成鳳，比自己更有成就；但另一方面，他們卻又永遠把兒女當作小雞，嚴密保護在自己的羽翼之下。試問，天下間，哪有一條還未戒奶的飛龍？哪有一隻還要黏着爸媽的火浴鳳凰？到底中國人父母想養的，是正常的人，還是怪胎！

此刻多數民意希望出現馬習會，是盼望馬習會能帶來一些良性效果：一、向世界宣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兩岸一家親」（習近平語），烽火兩岸變成和平兩岸。二、有助化解「中共打壓台灣」的負面印象，改善台灣內部「逢中必反」的心態。三、利用會談，共同宣布加強雙方在各方面的交流；尤其大陸可以善意地宣布台商將會享受「國民待遇」，並且在經貿、教育、環保、醫療等領域的興利措施。

從回歸的年歷史看，北京愈尊重兩制，香港政策愈寬鬆，港人對北京的認同愈高，連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的愈高。相反香港政策愈向左轉，香港社會疑惑頓增。在這樣的條件下，是什麼取態更有利於國家安全呢？當然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視有權就有一切的政黨，邏緝推理非可尋常度之。

事實證明，選擇莫耶斯，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都似乎是大錯特錯的。他從未取得過聯賽錦標，從未踢過歐聯，從未管理過大球會，從未駕馭過周薪超過5萬鎊的球員（當年愛華頓最高薪球員為周薪45000的左閘 L・班尼斯，但曼聯一眾球星動輒就是10萬鎊！）、從未⋯⋯當然，事後孔明畢竟容易，但老費這次老貓燒鬚，正好給畢菲特當頭捧喝！

香港政改之爭解決的鎖匙毫無疑問掌握在北京手上。佔中因政改而起，其結局也在相當程度上決定於北京的取態。執筆時佔中已是第6天，電視畫面所見，場面與八九天安門廣場略有彷彿之處。一些人在網上也擔心六四悲劇在香港重演；另一些人更咬牙切齒呼籲出動解放軍鐵腕鎮壓。

一年前，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土地改革上取得了突破。孰料其後實施艱難，爭議四起。近幾個月來，專家學者間爆發多輪爭論，不同觀點激烈交鋒。對於重大而複雜的問題，爭論有比無好。然而，土地改革的市場化方向系經數十年艱難探索、付出沉重代價後始得確認，理應堅持。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應成為下一輪土地改革的底線和起點。

最弔詭的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已經隨「美帝」之後，成為了世界上擁護這種「權貴資本主義」的最大政體！中共現時所奉行的絕對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國家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法西斯資本主義」！它不是一個「左」的政權而是一個「極右」的政權。

中國長期以來一直都是朝金融改革的大方向邁進，但目前這個理想卻與全國性的經濟增長目標出現衝突，金融改革還是促進增長？這已成為政府當前的重要選擇題。

親愛的同學，無論你是飽受日曬雨淋的靜坐示威者、支援示威人士的義工、或只是在校內罷課甚至只是在心中默默支持示威同學的學生們，讓我這個年近花甲但心境與你們同樣年輕的成年人向你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你們爭取民主的勇氣和決心，你們的堅毅、和平、克制和守望相助的精神，已經贏得了全世界的支持和讚賞。

不要忘記，你已用了10年的年齡成本，因為一個30歲和一個40歲的人購買保險的成本已不同。所以投保比率是首要考慮的指標，起碼你知道最終的供款和賠償比例。保險和供樓不同，不是最短供完就最理想。

近來，中國企業家向國外名校捐款成為熱點新聞。先有潘石屹張欣夫婦所辦 SOHO 中國基金會向哈佛大學捐贈，並準備共向國外一流大學捐款1億美元；後有香港陳啟宗、陳樂宗兄弟所辦晨興基金會向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饋贈3.5億美元。這兩筆捐款都是有利於人類福祉的大善舉，是捐款人的自願選擇，非常正常，亦應尊重。但是，許多中國人難免會有一問：同樣需要資金的中國高校為何未獲如此慷慨捐贈？

一旦滬港通開通，套戥作用將使恒指受壓，這是到時需要注意的。持有大量這類高H股溢價股份的投資者，應考慮以指數期貨對沖風險。

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過去十多年來，在世界各國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當中認為「全球暖化不是一個嚴重問題」的比例最高。2010年3月，亦即所謂「氣候門事件」發生不久，美國著名的蓋洛普民意調查（Gallop poll）顯示，認為全球暖化問題被遠為誇大的人由2008年的35%大幅增加至 48%，這說明了否定者混淆視聽的策略十分成功，也解釋了奧巴馬銳意推動的「綠色經濟」政策為何舉步維艱。

相信你們都可能聽過有人這麼說：「全球暖化不是一個仍然未有定論的科學爭議嗎？」或甚至是：「全球暖化只不過是一些環保分子的危言聳聽罷了。」但如果你已閱讀至此，你應該懂得去問，為什麼對一個如此重大的議題，人們的認識竟然到了今天仍有這麼巨大的差別？

簽於1997年的《京都議訂書》明確地指出，在對抗全球暖化這個問題上，世界各國皆有「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之所以「共同」，是因為全球暖化不分國界；之所以「有區別」，是因為今天大氣中增加了的二氧化碳，絕大部分都是西方發達國家所放進去的。猶有甚者，這些國家每人的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迄今仍較發展中國家高出很多。例如美國每人每年的排放量，便較中國高出四倍多、較印度和巴西等更高出十多二十倍。

銀行和金融的大改革，早在1930年代就出現。當時，芝加哥經濟學中，比捍衛自由經濟聞名的 Milton Friedman 更早成名的 Irving Fisher 提出一個所謂 Chicago Plan 的大型經濟計劃，針對當時大蕭條後的金融結構重整，不過，後來並未有實施。

對於貧富懸殊，他們第一個建議就會是減低以上種種合法或非法的非市場和反競爭行為；然後，就是透過經濟增長和發展去應對貧富懸殊的問題。

正如不久前去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Ronald Coase)所指出，「清楚的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中國很多經濟學家也認為，不把地權還給農民，市場經濟無法在中國真正建立。

有一位愛兒成痴的年輕母親說：「孩子真好，可惜會長大。」不讓孩子的身體長大，父母是做不到的；但讓孩子心智不成長，永遠要依賴自己，那是絕對做得到的。只要讓成年的兒女感到，沒有父母的幫忙，他們就沒有美好的未來，那就成功了。父母那種被需要的感覺，就能滿足了。到底，這是愛？還是害？

2014年9月23日是秋分。春分和秋分都是極重要的節氣。2000年標普500指數在春分見頂；2002年在秋分兩周後見底；2007年在秋分兩周後見頂；2009年在春分兩周前見底，此觀察來自 John Hampson。

「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雖是老生常談，卻包含着重大的真理。世上當然有一些人透過艱苦奮鬥和本身的聰明才智致富，亦有一些人因為好食懶非或天生魯鈍而陷於貧困。但問題是：一、他們在社會上屬大多數嗎？以及二、無論貧、富的成因為何，它們是否有自我延續的傾向？

腐敗本質上就是財政的失敗。所謂財政失敗，意味着政府行政權力正在被大規模地私有化，意味着國家已經開始喪失徵稅權和預算權。其中，徵稅權和預算權被私人侵佔，成為私人謀取公共利益的工具，形成制度性和政策性腐敗。易言之，財政不失敗，就不會出現全面腐敗的狀況。反腐敗，出發點在剷除貪官，落腳點必須是財政制度重建。

過去一周，港股可說陰雲凝閉，風雨滿程。投資者飽受煎熬。多項高等級的不明朗因素同時降臨，困擾港股：阿里巴巴在美進行全球有史以來最大的 IPO，導致資金出現對港股極為不利的流動；內地經濟數據不斷顯示中國經濟又陷低沉泥淖；美聯儲（Fed）議息以及蘇格蘭獨立公投。

今天，我們每日使用的餐具、炊具是最普通不過的生活必需品，但在人類進化發展的早期，並非如此。這是黃土高原上中華民族的遠古先民，經數千年的經驗積累取得的成果。

這時日本和台灣的外匯存底是世界第一和第二，而大陸只是區區300億美元，何足道哉！這時候日本剛從股市和樓市的頂點下來，只要全球經濟復蘇，一切好辦，誰料到進入迷失的首十年，到2000年中國經濟崛起，GDP是日本的23.2%，台灣則縮水為大陸的30%

在幾年的連續關注中發現，貴陽地產市場並非一個鄂爾多斯式的「空城」、「鬼城」，而是一個難得的可以多維度分析的特殊案例。

香港現在社會結構比較簡單，地價高市民的矛頭直指地產霸權。施永青提醒無論是地產商，還是小業主在交易時都會考慮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事實上，香港的高地價其實由來已久，問題的根源在政府一直實行的高地價政策。施永青認為若要解決香港的高地價問題，唯一辦法就是政府少從發展商那裏收取補地價，地租可以相應增加，增加的部分作建築費用。

中國政府當前所做的「穩增長」與「調結構」等一系列舉措，都是為了確保中國經濟在從「舊常態」向「新常態」轉換的過程中能有一個比較平穩的過渡，避免發生急劇的躍遷，從而減輕社會的陣痛。

保險在現今社會的觀念已經有所不同，市場上有各式各樣的保險產品，五花八門，作為消費者最期望如何找到合適自己的計劃。現在尋找保險計劃，除了透過相熟的從事保險業的朋友，銀行的直銷，坊間的資訊實在不多。筆者希望透過這個平台為讀者提供一些資訊，使大家能夠在選擇保險計劃時能夠輕鬆地選擇合適的計劃，保障自己，保障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