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政治語彙中，稱某人為「自己人」遠不止表達意識形態上的認同。它意味着更多大門可以打開，並可獲得優待。但同時也暗示，「自己人」現在應遵守群體的規則──這些規則可能與他們過去所熟知的截然不同。
數十年來，這種心態塑造了國內政策。私營部門貢獻了全國逾60%的GDP和逾80%的城鎮就業，卻長期被視為二等公民，不能與享有更大政策支持和更低息貸款的國企相比。只有在過去幾年，中國領導層才開始宣稱民企是「自己人」，以圖重振信心。
如今，隨着北京一再敦促香港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陸官員愈來愈以「自己人」的視角處理香港事務。
結果是一把雙刃劍：為居民和企業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尤其在大灣區，同時也引發日益增長的焦慮──香港獨特的基因和法治保障正被稀釋。
這也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香港是否應獲得更多自由，發揮其作為連接中國大陸與世界其他地區獨特橋樑的優勢。
留粵港人權利與摩擦並存
每天穿梭於羅湖或落馬洲口岸的繁忙人流，便是這種融合的日常見證。根據香港政府數據，2025年有近60萬香港居民在廣東居住超過6個月，官方稱為「通常逗留」，其中許多人在當地建立了永久居所。持有大陸居留證和回鄉證的香港居民，在中國大陸享有廣泛權利，涵蓋就業、社會保障、教育、住房和日常生活。有時，他們享有的福利甚至超過在香港，例如60歲及以上的香港居民可在深圳免費乘坐地鐵，而在家鄉香港，他們仍需支付每程港幣2元或兩折的優惠票價。這就是被視為「自己人」的正面效應。
負面效應同樣開始浮現。愈來愈多香港居民陷入行政或法律困境，卻未能獲得太多幫助。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邊控，這一政策工具正被當局愈來愈頻繁地使用，以防止涉嫌或被指控不當行為的人士離境，有時僅僅因為他們捲入商業糾紛。大多數受邊控影響的是中國公民。最近一起備受關注的案例涉及人工智能初創公司Manus的兩位聯合創始人，他們因監管機構審查Meta以20億美元收購該公司是否違反投資規定而被禁止離境。Manus首席執行官肖弘和首席科學家季逸超於3月被召至北京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舉行會議，會後兩人被告知因監管審查不得離開中國，但可在國內自由活動。
然而，愈來愈多被邊控的人士來自香港，確切數字尚不清楚，但趨勢顯而易見。香港中環的銀行家能講出多起朋友或同事突然無法登機的案例。
香港官員似乎認為，在一國兩制下他們束手無策。然而，有跡象顯示，大陸官員在管理香港事務上愈來愈多采用「自己人」的心態和手法。
相比之下，台灣事務辦公室的官員被認為更積極地幫助陷入法律困境或商業糾紛的台灣同胞和企業──這不僅只是因為北京正大力爭取台灣民心，以實現統一。
偶爾，也有華裔外國公民被邊控，但來自外國政府的壓力往往能更快解除限制。最近一例涉及美國的銀行高管、富國銀行的茅晨月，她於2025年7月因刑事調查被禁止離境。在華盛頓與北京的外交磋商後，她於2025年9月獲准離開中國。
香港文化與定位遭「自己人」心態挑戰
人流並非單向。過去幾年，逾30萬大陸人通過各種人才計劃移居香港。有些人將大陸的做法帶入香港，以微妙方式應用「自己人」的心態。上個月，香港城市大學一位教授因賄賂地產代理被判監禁4個半月。他向美聯物業代理提供1000港元，以隱瞞違反租賃協議的事實，避免支付1.6萬港元的違約金。據報被告辯稱他的做法在大陸廣為接受，裁判官駁回了「文化差異」的辯護，強調香港更嚴格的規則本位文化依然有效。
更重要的是，「自己人」的心態也正在影響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尤其是在中國與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打交道時，更加強勢維護國家利益和安全之際。例如，香港商界和政界精英已被勸阻不要會見駐港美國和日本外交官，這與大陸的政策如出一轍。就美國外交官而言，華盛頓決定制裁多名香港和中國主要官員，使接觸變得更加困難。
誠然，除非華盛頓解除對中國和香港官員的制裁，且與日本的關係改善，否則直接官方接觸似乎極不可能，但全面禁止似乎過於嚴苛。給予香港一定自由，將大大突顯其獨特優勢，並強化其作為超級聯繫人的角色──作為「自己人」，卻能以不同方式行事。
核心挑戰在於確保更深入的融合是提升、而非削弱香港不可替代的價值，因此將香港人視為「自己人」必須意味着更細膩的做法，而非簡單套用大陸規範。
這就需要明確賦予香港一定自主權，以維持與外界的開放渠道，即使這些渠道在大陸較為狹窄；並承認香港對國家的價值，正正體現在它能以不同方式運作的同時，仍是「自己人」──這正是一國兩制的精髓所在。
英文版原刊於《南華早報》，中譯版發布於作者Substack專頁，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