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鵬的音樂突圍戰：用中國交響樂為香港帶來光明

4月中旬的香港，空氣中已浮起初夏的微熱。在蘇州民族管弦樂團的排練廳裏，藝術總監兼首席指揮彭家鵬剛結束一天密集的排練，聲音略帶沙啞。他即將首次執棒香港中樂團，呈獻兩部在香港首演的大型交響樂作品──關廼忠的《第四交響樂》與劉長遠的第五中國交響樂《光明》。

「這是一場硬仗。」彭家鵬坦言，僅有四天的排練時間，要完成這兩部總長近90分鐘、技巧與情感都極其複雜的作品，對他與樂團都是巨大挑戰。「但正因為是香港中樂團，我才敢這樣安排。如果換作別的樂團，我可能沒這個勇氣。」

這份勇氣，源於他對香港這座城市、以及香港中樂團近半世紀藝術積澱的深刻理解與信任。

選曲藏深意：不止是音樂、更是處方

節目單的策劃，彭家鵬反覆斟酌了好幾個方案。「我想帶來的，是一些香港觀眾未曾聽過，卻能代表當下中國民族管弦樂最高探索的作品。」

於是，他選中了兩部由蘇州民族管弦樂團委約創作、並由其完成世界首演的鎮團之寶。上半場是關廼忠充滿嶺南風情與現代交響思維的《第四交響樂》（中樂版），下半場則是劉長遠在疫情期間創作、探討人性與希望的鴻篇巨製《光明》。

「關老師的作品很洋氣，但又植根於廣東音樂的土壤，旋律親切，和聲清澈，層次乾淨。」彭家鵬回憶，他特別請關廼忠在原作三個樂章的基礎上，為蘇州樂團加寫了一個融入江南韻味的第四樂章。這次在香港演出，既是向這位曾擔任香港中樂團音樂總監的作曲家致敬，也是以音樂連繫江南與嶺南的文化血脈。

選擇《光明》，則帶有更強烈的當下關懷。「不久前我去香港，感覺香港人有點太壓抑了，跟以前我看到的、那種活力狀態不太一樣。這部作品創作於疫情期間，寫的正是從黑暗走向光明的歷程。有惡魔（疫情）的衝擊，有母愛與人性的溫暖，有鄰里相助的微光，最終是充滿希望的未來——我覺得音樂是能給人帶來希望的處方。」

顛覆認知的音樂實驗

在彭家鵬看來，這兩部作品最核心的價值，在於其交響元素的徹底探索。「很多人誤解，以為樂隊編制大、聲音響就是交響。交響的核心是嚴密的曲式結構、豐富的和聲語言，以及戲劇性的矛盾發展。關老師和劉老師都是先精通西方交響樂創作，再轉身擁抱民族樂器。他們帶來的，是真正交響思維下的中樂聲音。」

他特別提到劉長遠的《光明》。「第二樂章寫疫情如惡魔來襲，用了極度不協和的減七和弦貫穿，幾乎沒有旋律，全是和聲的衝擊，但你不會覺得刺耳，只感到一種排山倒海的壓迫感。第三樂章寫大愛，我用二胡代表女性、代表母愛，大提琴在後面如同可以依靠的肩膀……我要讓弦樂聲部在不加弱音器的情況下，演奏出極弱、極有控制力的聲音──這在中樂演奏中是極難的，但唯有如此才能表達那種揪心的溫暖。」

他直言這兩部作品，尤其是《光明》可能會對中樂的創作起到顛覆性的認知。

「我相信現場如果有專業人士、尤其是作曲界的，聽完會驚訝：台上這還是中樂團嗎？」彭家鵬笑了笑「但我的理念是什麼樂器不重要，重要的是什麼作品。樂器是為作品服務的，作品是反映人性的。我們是用音符和時間，去震撼、去溝通。」

這份自信有其底氣。《光明》在去年的中國音樂金鐘獎作品中脫穎而出，擊敗了包括趙季平《風雅頌》在內的多部名作，榮獲第一名。

從維也納到柏林：中樂的國際化征程

彭家鵬與國際化的緣分，始於20多年前。自2000年起，他連續13年站上維也納金色大廳的指揮台，讓歐洲觀眾第一次系統地聽到中國民族管弦樂的交響化聲音。奧地利樂評家曾讚他「兼有小澤征爾和穆蒂的指揮風範」。去年，他帶着《光明》等作品，再度踏上歐洲巡演之路，足跡遍及維也納金色大廳、萊比錫布商大廈音樂廳，以及古典音樂的聖殿──柏林愛樂音樂廳。

「在柏林愛樂演出後，他們的藝術總監和一些聲部首席來後台，非常驚訝。」彭家鵬回憶道，「他們沒想到，中國的中樂團能演奏出如此複雜、擁有完整交響架構的聲音。他們甚至開玩笑說，如果這樣的樂團常來，會衝擊柏林愛樂的票房。」

這句玩笑，背後是西方古典音樂界對中國當代民族音樂態度的微妙轉變：從獵奇式的東方音色欣賞，轉向對其藝術完整性與表達深度的嚴肅認可。

而香港，作為他國際化版圖中的新一站，意義非凡。「香港中樂團的職業化、國際化走在前面，委約作品有幾千部，跟世界接軌很深。我早在澳門中樂團任職時，就在學習他們的模式。這次合作是我期盼已久的。在香港這個中西文化交匯之地，與頂尖樂團用當代作品對話，本身就是一種最有力的國際化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