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若曦：傷痕褪色終覓桃花源

事實上，陳若曦一直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文革帶給她的，也只是傷痛而非仇恨。《尹縣長》呈現了陳若曦的寫作風格：樸實、客觀。雖然這部作品是小說性質，但當中對文革時期的客觀描述，是得到一致認同的。在離開中國移民到加拿大後，1979年陳若曦又移居美國，期間她不斷接待海外華人作家，如巴金、曹禺等，也是她家的座上客。

1985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邀請陳若曦回到中國，更親自接待陳若曦。會面期間胡耀邦侃侃而談，更提起了台灣與一國兩制。一國兩制這個概念，在今天，我們都不陌生；但在當年，中英聯合聲明才簽署數個月，一切顯然都過於新穎。對於陳若曦來說，這個「一國兩制」實在是難以理解。「我這個人就是不會裝假，我說胡先生一個國家怎麼能兩制呢？高度自治？一般人聽得懂『一國兩制』也就算了，我說胡先生，怎麼樣算高度自治？他答不出來了。」

的確，「高度」與「自治」在字面上已經有一定程度上的矛盾。「高度」即包含着不完全的意思，若果不是完全的「自治」，「自治」又是否真正的「自治」？面對這個疑問，胡耀邦也一下子語塞。他選擇了用一個折衷的方法解釋「一國兩制」：他不直接回答，但選擇用西藏做例子。胡耀邦對陳若曦說，中央給予西藏的，就是高度自治，更提議陳若曦有空可以到西藏看一看。

陳若曦對此也絕不含糊，反正本來就對西藏很有興趣嘛。於是她第一次去西藏的時候，在後藏見到了當時的班禪喇嘛。班禪喇嘛一見面就對陳若曦透露，說很羨慕台灣和香港。陳若曦當下便感到很疑惑，西藏不就是一國兩制了嗎？不是有高度自治嗎？班禪回應指「『高度』還有很多改善的空間」，讓陳若曦到今天還是記憶猶新：「你知道大陸人說話就是這樣，他不說多少、大小，就說有什麼什麼空間，所以這個我印象很深刻。」也許，西藏有的其實就只是高度。

達賴喇嘛是比較為人熟知的西藏領袖，但事實上，西藏的領袖有兩位，一位是達賴，另一位就是班禪。一般相信，達賴代表着觀音化身，班禪則代表着阿彌陀佛的化身，兩者互為師長。陳若曦對於「高度自治」的疑問，也在後來的西藏政治演變體現出來了。在1995年，出現了班禪「羅生門」的事件，當時的達賴認定了一位年僅六歲的孩童是新任班禪轉世，但中國政府並不承認這一結果，繼而另立一位班禪。而這一位達賴喇嘛，正是我們現在常聽的西藏流亡領袖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

後來陳若曦回台灣研究佛教，準備寫佛教小說，她一共去過兩次西藏，還帶了其他作家去。西藏的風土人情，都讓陳若曦回味不已，更表示這是一生必定要去一次的地方。西藏的許多風俗習慣跟內地很不一樣：多夫多妻、各種的葬禮等，都與中國內地相差太遠。陳若曦去了西藏以後，發現民族之間有一些隔閡，西藏人民總抱怨漢人把藏人的生活漢化。即便對「高度自治」存有疑問，但陳若曦認為這並不是漢化，而是現代化。「我覺得西藏封閉原始不等於進步、不等於文明，所以我還是希望西藏能夠開放，尤其希望把達賴喇嘛請回去，我覺得那樣對西藏非常好，所以我回來寫了一本書《青藏高原的誘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