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作者新著《文明與政治》為「解釋中國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為前言。
本研究源於我對中國的學術好奇心。而我對中國的學術好奇心又源於兩個重要的差異：第一，我被灌輸的中國與在現實生活中所體驗的中國之間的差異；第二，外界、尤其是西方所理解的中國與我所理解的中國之間的差異。
每個學者心中的中國
1981年，我離開了出生以來一直居住的村莊，成為北京大學的一名本科生。我頭一次體驗到了中國的城市生活。我從來沒有見過像校園裏那樣多的人，也未見過像圖書館裏那麼多的書。課堂上，我的講師和教授們熱情洋溢地解釋中國的過去、現狀和未來。鄧小平發起的改革開放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創造了一個友善環境。我饒有興致地聽他們討論，同時意識到每個學者心中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中國。我的心中同樣也有屬於自己的中國。那時我還未意識到，我的講師和教授們所講述的中國與我在農村所實際體驗的中國之間的差異，很快就會激勵我去探尋這差異的來源。
但對於中國的未來，至少北京大學的許多知識分子都認為，隨着改革開放的推行，自己的國家將變成另一個「西方式的國家」。我們都曾相信，西方式的民主是不可避免的，並且它將最好地滿足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利益。我個人認為，當時大多數學生確實都在憧憬一個「民主的中國」，即使他們不確定這樣的願景是否會成為現實，在他們的規範性觀點裏，中國應該成為一個「民主國家」。
尋找關於中國的答案
1990年，我離開北京大學，前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東亞研究系余英時教授（1930-2021）的領導下，普林斯頓大學聚集了一大批來自中國的訪問學者，繼續就中國的未來展開激烈的辯論。
同時，西方學者看待中國的學術觀點整體發生了劇烈轉變。我經常在《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等報紙上閱讀西方學者的評論，他們普遍對中國的未來持悲觀態度。然而，這種情況在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再次發生了變化。許多西方學者傾向於再次看好中國的未來，並相信改革開放最終會給中國帶來他們樂意看到的變化。
普林斯頓這樣的學術環境極大地影響了我的研究。我到普林斯頓大學的初衷是進行政治哲學的研究，這也是我在北大讀研究生時的專業。我對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對魯迅的影響感興趣，因為魯迅的故鄉紹興跟我的出生地余姚挨得很近。我興趣盎然地參加了由喬治·卡泰布（George Kateb，美國政治理論家）和艾米·古特曼（Amy Gutmann，美國政治學家，曾任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賓夕凡尼亞大學校長）共同開設的政治哲學課程。
然而，當我參與由中國訪問學者或西方學者組織的討論時，我對中國的未來產生了愈發強烈的學術好奇心，開始將注意力從政治哲學轉向比較政治學。由此，我看到了第二個差異，即西方學者所理解的中國和我在中國國內所親身體驗到的中國之間的差異。我發現自己無法認同有關中國的悲觀觀點，即認為中國沒有能力實現自身的現代化，也不認同中國將會變成西方式的民主國家的觀點。我決定尋找自己關於中國的答案。
這很快反映在我對中國的發展和民主的研究中。在一篇題為〈發展與民主：它們在中國是否兼容？〉（‘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Are They Compatible in China?’, 1994）的文章中，我試圖回答中國能否同時實現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等幾個重要目標的問題。儘管人們期望中國能夠「一次性」實現所有這些目標，但這些目標是彼此衝突的，而且更多時候，國家必須「一次實現一事」。
我逐漸意識到由於我在中國農村長大，因此能夠提供一個不同的視角來解釋中國。與中國國內的學者不同，我可以提供一種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很顯然，中國的城市和農村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差異。我認為農村地區比城市更能代表中國。另一方面，西方學者經常從他們自身的視角來看待中國，這些視角充滿了濃厚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意味。與中國之外的學者不同，我可以提供一種由內而外的方法。換句話說，我在中國的實際生活經歷深深地影響了我對中國的研究。
解釋中國三部曲
2005至2008年，我在英國諾丁咸大學工作期間，開始計劃寫作解釋中國三部曲。因為我相信如果想要真正了解中國，就必須以一種更加系統的方式來審視這個國家。
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作品《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再造和轉型》（2010年）是關於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政治的核心。學術界常常以我們理解國外政黨的方式來理解中國共產黨，但我的理解並非如此。在那部書中，我提出雖然「政黨」這個概念在中國是一個舶來品，但中國共產黨本身卻是中國文化的產物，它是一種與西方政黨完全不同的政黨類型，是一個組織化的權力結構或者有機體。
第二部作品是《制內市場》（與黃彥傑合著，2018年），這是一本關於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著作，旨在回答西方的問題：中國的經濟體制會變成西方的市場經濟體制嗎？我們試圖透過辨識和分析「三層市場體系」──位於底層的自由市場，位於頂層的國家資本，以及介乎兩者之間的中間地帶──來提出關於中國的市場經濟理論。透過比較中國的經濟實踐與西方的主流政治經濟學流派和中國傳統的經濟思想，我們提出了「制內市場」的分析框架，將市場概念化為一個以國家為中心的秩序的一部分，而非一個自主的、自我調節的秩序。
本書是三部曲中的最後一部，討論的是中國國家。跟前兩本書一樣，本書也致力於對中國國家進行理論上的概念化。
雖然現代中國國家是現代性的產物，但它也深深根植於中國的文化之中。中國缺乏社會科學傳統，所有社會科學的主題、概念和理論，都是在西方列強打開中國國門後從西方引進的。迄今為止，人們在中國看到的是西方的社會科學，而中國的學者還未能將中國國家的實踐進行概念化和理論化，無論這些實踐是經濟的、政治的還是社會的。
站在前人著作的肩膀上
在研究中，學者們往往使用一個標題來反映在西方社會科學中形成的假設，然後加上一個副標題來指向「來自中國的證據」。結果就是雖然表面上中國擁有和西方國家一樣的所有社會科學學科，實際上卻沒有形成立足中國自身實踐並能夠解釋中國實踐的原創性概念或理論。儘管近代以來中國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被視為最大的社會科學實驗場，但中國卻未能對世界社會科學領域作出重大的貢獻。
更為嚴重的是，儘管在試圖運用西方社會科學概念和理論來解釋中國方面，學者們已經作出了大量的學術努力，但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們──尤其是那些接受了西方（無論是政治、文化還是宗教）價值觀的學者們──往往會以西方為標準來判斷中國。可以預見的是這些研究往往導致對中國的曲解而非解釋。我個人認為，在很大程度上，中國學者未能有效解釋自己的國家，是導致西方誤解中國的主要因素之一。
幸運的是自近代以來，國內外都有學者充分意識到，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照搬西方社會科學的概念和理論來解釋中國。他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來比較中國和西方，辨析雙方差異之處和相似之處的來源。他們的努力富有意義，因為他們深思熟慮、善於反思，並往往能夠對中國的歷史與當代的實踐提供富有洞見的理解。在國內，以費孝通為代表的那一代學者，已經有意識地基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的中國本土經驗，來努力構建社會科學的概念和理論。他們的努力成果豐碩，只是後來由於政治原因而不得不中斷。
儘管如此，他們的學術影響力依然在當代延續了下來。更為重要的是，許多歷史學家，如錢穆、何炳棣、張仲禮、李約瑟（Joseph Needham）、費正清、謝和耐、王賡武，以及當代以來的許多其他學者，都屬於這一群體。其中，李約瑟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和費正清與崔瑞德（Denis Twitchett，英國漢學家、歷史學家，曾任劍橋大學漢學教授、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教授）主編的《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這兩部系列研究著作，在中國學者中產生了持久的學術影響。
力求概念化中國政治體系
雖然本研究聚焦於對中國政治體系的研究，但它深受這些學者群體的啟發，並站在他們著作的肩膀之上。事實上，讀者會發現，本研究廣泛回顧了這些學者在與中國政治體系相關的各個議題上的發現與看法。在借鑒他們研究的基礎上，本研究更進一步，力求概念化中國的政治體系，那怕還談不上理論化。
由於學術界在理解中國的問題上已陷入嚴重分歧，構建有關中國政治體系的理論在今天顯得尤為迫切。如果我們不能付出足夠的努力來相互理解，中國和西方之間很可能會發生冷戰式的知識對抗。儘管西方許多人都期待中國變成一個西方式的國家，但中國仍然是中國。誠然，中國是一個學習型國家，也向西方學習了很多，但西方所期望的中國會變得「更像我們」，即中國愈來愈西方化，並沒有在中國發生；相反，中國變得「愈來愈像中國」。本研究除了滿足作者對自己國家的智識好奇心之外，還旨在幫助國內外的人們更好地了解中國經久不衰的文明及其政治體系。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