彥山

香港政府應當果斷大氣面對此類似乎本可緩可急的社會問題，應改變以往「議而不決，決而不作，作而無效」的失效管理。

勸告香港的年輕人，你們的出路不是現時能否 「直選」，在於新香港要學習、參照深圳未來30年的大規劃大發展。

香港的新一代怎麼啦？香港的孩子們究竟認誰是「母親」？難道美國霸權主義和英國老牌殖民主義者是香港孩子們的「爹媽」？

從來處來，又到去處去，不能補封建社會之天的頑石，因為最後未能參透、悟徹，所以只能「歸彼大荒」，回到青埂峰，作為歷史、社會、人生與愛情的見證者，記下了奇傳，記下了他掙扎的痕印。

賈寶玉幹他那種離經叛道的業績時，當然又不同於李逵這類造反實踐家。他畢竟是個「銀樣蠟槍頭」的貴族公子，「在內幃廝混」的「富貴閒人」。也恰恰這一些，寶玉這一形象更體現出藝術性格典型的歷史意義和美學意義。

寶玉啊，寶玉！「外表煊赫內裏乾枯」的榮國府，需要這樣一個維持振興家聲的接班人！因此，他必須在權利與義務的天平上保持平衡。但是，寶玉不滿自己的奇異，他天真地希望自己是一個普通的人。

筆者並非科班出身的經濟學者，而是關心民族前途國家命運的普通知識分子。但是，我認為面對這輪中美貿易戰，不能只局限於經濟學家圈子討論。

國家機關的改革等大事，應該理解支持。但中國的食品藥品監管機構體系的改革，都似乎有點兒戲。

中國要對人類做出大貢獻，必須做好目前自家的事情。

現在閉上眼睛，隨便扳起手指，中國民營企業和混營企業有多少家富可亂國？

由於近年貧富不均日益嚴重，社會主義平等與均富的要求呼聲愈來愈強烈。

鄧小平南巡是一個時代拐點，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空前大步邁進。

當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後，村裏那些農村幹部，能工巧匠及善於經營，敢闖敢干者，各自發展。

這個擔憂，始於鄧小平逝世後，始於很多人說，「現在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糟的年代」。

為了提高民族凝聚力，中共應該從大格局着眼，調整國家思想文化構成，給21世紀中華文重新定位。

鄧小平鼓吹的全民經商，真正是打開閘門，公開合法，解放生產力。

鄧小平用行動作了回答，87歲高齡南下巡視深圳留下用意志和思想鑄成七字名言：發展才是硬道理。

一位政治家必須盡最大之可能彌合本國社會的現實與所追求目標之間的差距。循規蹈矩會導致僵滯，因此需要敢作敢為。

「我們是所謂『不畏虎』的年輕人，但也並非不知道虎的兇殘，甚至可以說，我們是被那種動物吞噬過一回但終於咬不動吞不下去的餘生者，臉上留着抓痕，不是漂亮人物。」

文革的發生是偶然的個人悲劇還是整個社會的必然。我們反思了沒有？反思了多少多深？現在有多麼多的研究會那麼多學，卻偏偏沒有文革研究會，文革學呢？這一關乎全民族過去與未來的問題，卻未予以足夠的重視呢？如果不用歷史的真實教育人民教育下一代，將對不起歷代運動的遇難者，也對不起後代。

鄧小平在反思50、60年代中共黨內反民主與個人崇拜禍害時認為：毛主席的思想機器一啟動，黨內其他人就停止了思考。

文化大革命這段荒謬又悲壯的歷史時期，青年思想的迷失留給後人深刻的教訓，而思想先驅者掙脫精神枷鎖的勇敢探索，寫下了尋求解放的熱血篇章，使那一段思想史不致留下令國人羞恥的空白。

始於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各地報刊發表了大量研究人道主義的文章，可以說是百花齊放形成思想解放的春天。人文精神真正在高校、知識份子群體，進而在黨內和社會上形成復興的熱點和熱潮。

陶斯亮的文章，真情真實記錄了從1967年初被江青點名，到在家中軟禁；到同年九月被姚文元公開批判，不但在政治上被迫害蒙冤，而且生活上又妻病女離。

那時候的作品，記錄悲慘時代許多家庭的離合悲歡，反映不同人群內心的真情實感。 「傷痕文學」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有不可抹殺的地位，它標誌着中國人文精神的復興。

｢手段｣只能服從｢目的｣和｢效果｣，由於｢手段｣的不正確，任何良好的願望可能引導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走向地獄。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460個儒，我們坑了46000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100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文革早期的混亂現象，其負面影響嚴重後果一目了然。受害者、加害者、發動者、執行者儘管立場角度不一，都認為必須結束｢混亂｣。

鄧小平是中國現代歷史又一位巨人，他對毛澤東有什麼繼承，又有什麼揚棄？鄧小平的目標很明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中國祇有改革開放，才能富起來。

鄧小平生前評價歷史功過上，認為毛澤東是「七三開」。一般的評論者又以1966年作為毛澤東功過的分界線。如果評價只在大是大非，或者宜粗不宜細，肯定站得住腳。但是，再深一層應該還有進一步思考探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