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雄

安倍不會是改善中日和中韓關係的人選，竹中明子是對的，承認歷史罪行只是和解的第一步，僅僅承認過去是不能改變過去，歷史就是歷史，接受歷史修正主義的謬論是可悲的，不管是在哪個國家！

呂思勉教人讀史，先由社會科學入手，有了門徑，才能讀史，首先由讀近人所著的書，除本國史，還要讀外國史，因為現代史是世界史，任何一個國家的事實，不能撇開他國而說明。只有廣知世界各國歷史，才能打破成見，況且各國歷史，還可互相比較，最為有效。

呂思勉和錢穆同是20世紀的四大歷史學家，他們對於歷史事件的看法，對今天仍具重要參考價值。

「誤認分黨相爭為政治上最高的景象」，「殆不知所謂和衷共濟與舉國一致。」世人要到100年後的今天，才恍然大誤，「一般黨員，則憑藉黨爭的美名，來公開無忌憚的爭權奪利 」，上述是錢穆在80年前的觀察，居然至今仍然在所謂民主社會中發生，豈不痛哉！

所謂「士」，是「士農工商」，是四民之首，錢穆說是「中國社會所獨有」，西方人不易明白，其定義有七個「非」：「非貴族、非軍人、非官僚、非富豪、非宗教信徒、非專門學者、亦非一般庶民」。只是「讀書識字」，不是「士」，要「讀書明理」才合格。所謂「士」，是「一群立志達道的人」，最能代表是北宋范仲淹……

錢穆在《國史大綱》的結語：「政治不安定，則社會一切無出路，社會一切無出路，則過激思想愈易傳播流行，愈易趨向極端。」要對此加以糾正與遏止，又不知費國家民族多少元氣與精力。中國人對此都應三思。

21世紀中國人追求中國夢，求的是民族復興，從《國史大綱》的故事，當然是回到秦漢隋唐，而不是宋明清。「秦漢隋唐統一相隨並來的，是中國之富強。」（錢穆語）。但宋朝的統一欲始終擺脫不掉貧窮的命運，元朝和清朝是狹義的部族政治，沒有秦漢隋唐的高遠理想，源由戰國時代的學術，向中國由貴族封建移轉到平民統一，所以平民的劉邦成功了，項羽、田橫這些貴族皆不能成事，錢穆稱這是「觀世變」。

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提出宋明學者中，有所謂「秀才教」，是范仲淹等人以來，流行於一輩以天下為己任的秀才們的宗教。他們以嚴肅的態度，來遵行他們的「純潔高尚而肫摯的信仰」，形成一種合理的教育，可惜的是，不是人人都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上有機會讀書，以及有資格做官的人，遠遠超過「秀才教」的人，因此他們空有理想，而無法實現，他們對政治悲觀，甚至持反對態度。而一輩盤踞在政治各部門的官僚，亦常敵視他們，甚至屢興黨獄，明代講學的書院，屢遭焚燬，程顥朱熹皆列黨禁，王陽明亦幾不免。

筆者的銀行生涯，有兩次赴台灣工作，第一次1975至1978年。到1990年第二次到台灣工作，15年前的老客戶掌門人，都由壯年踏入老年（上世紀90年代，上了65歲，也可以算是老年了吧！）。巴黎的風險管理人，最大的問題是誰人接班，管理風格全不會改變，當然還要考慮貸款年期長達15年（如台塑的六輕計劃）。這個難題也只能硬着頭皮說，中國家族企業管理人沒有退休計劃，人人要 die on the job，同時人人注意健康，都全享高壽，不必怕，當然家族企業不外乎傳子傳女婿，還有老臣輔助，要分析路向，也要由此方向入手。

這時日本和台灣的外匯存底是世界第一和第二，而大陸只是區區300億美元，何足道哉！這時候日本剛從股市和樓市的頂點下來，只要全球經濟復蘇，一切好辦，誰料到進入迷失的首十年，到2000年中國經濟崛起，GDP是日本的23.2%，台灣則縮水為大陸的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