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玉良言

中央過去一直對一國兩制持有的某些觀念，非但不能推動一國兩制成功向前發展，反而給特區帶來一次又一次政治危機。「特區政府不需且不應由政黨領導」這個觀念，是否也應該改變呢？

有了快速測試，其他很多活動都應該可以放寬，例如：戲院、美容院、健身中心和跳舞場地等處所，都可以規定所有人進場前接受快速測試的條件下重開。

大家都要在愛國這共同基礎上競賽，因而要贏得選民的支持，便要比見識、比能力、比素質。香港未來的選舉，可能比過去更激烈、更具挑戰性。

過去歷次「政改」引起的爭議，關鍵在於當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循序漸進邁向普選時，「愛國者治港」怎樣得到保證，今次得償所願？

港澳辦夏寶龍主任提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必須堅持5項原則，除了依法辦事，還必須尊重中央的主導權。

以特區政府的財政狀況，拿出百餘億來發放失業津貼，完全做得到。為什麼政府拒絕提供臨時失業援助的態度似乎十分堅決？

第四波疫情惡化，單日新增確診個案破百。兩個月過去，疫情未見減退，行政長官說的「達至清零」和「恢復兩地人員往來」，成為遙不可及的奢望。

2元乘車優惠計劃的濫用率低於2.5%。為防止濫用，現在要受惠者申領特定個人八達通卡，政府要增加行政和財務負擔，長者要增加不少麻煩。

特朗普煽動支持者衝擊國會，釀成暴力衝突。美國輿論一致把矛頭指向特朗普，認定他是這場「恐怖而可恥」事件的罪魁禍首，是破壞民主的元兇。

從制定抗疫防疫政策到即將開展的疫苗接種，都必須依靠科學，排除任何狂妄、迷信和偏見。我們看到，有些國家疫情惡性失控，並不是因為他們的科學水平落後，而是因為當權者不尊重科學。

對於原訟庭去年裁定緊急條例不符合《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表示「嚴重關切」。法工委發言人指出，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

不實行居家令，病毒在社區傳播的機會不能減至零；但嚴格的防疫措施可以把傳播的機會減至最低。

為了保障男囚犯剪頭髮的待遇不比女囚犯差，司法覆核官司打到終審庭，佔用了司法機關不知多少資源，值得嗎？

林鄭月娥說，外媒在報道香港時並不客觀持平，特區政府要修補國際形象。修補形象，要弄清楚為什麼人們老是信他們、不信你。

港人治港要以愛國者為主體，是中央政府一貫堅持的要求。「雙十一決定」是對立法會落實愛國者治港的一項措施，把治港者要愛國的政治要求變成法律規範。

警方拘捕多名立法會議員，控以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有人問：法例不是用來保障議員權利的嗎？為什麼會有議員因違反法例而被拘控？

政治人才不只是建制派沒有，建制派以外也沒有。為什麼具有政治領袖潛質的香港人，不願意出來當政治領袖？這才是最值得探討的問題。

為什麼《施政報告》在原定發表前兩天突然宣布押後？按林鄭的解釋，憑特區政府自己的能力，沒法寫出一份提振香港經濟，增強市民信心的《施政報告》。

台灣當局並不急於處理陳同佳案。港台兩地政府之間矛盾多着；讓陳同佳自行前往台灣，便宜了港府，台灣當局沒得到什麼好處。

美國最崇尚三權分立，但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受到行政和立法兩權粗暴的干預。在香港，法官的任命完全由司法界自主，雖然《基本法》寫明大法官由行政長官任命、經立法會同意。

公眾對司法機構的信任，對維護法治和司法獨立十分重要。要爭取公眾信任，司法機構必須用公眾懂得的語言和公眾溝通，並且提高處理公眾對司法人員投訴的透明度。

在棄保潛逃過程中被內地執法人員拘捕的12名港人，如果被控非法入境，只屬輕微罪行。問題是他們會不會在內地法院被控其他罪名。

中國抗疫的成功，美國和印度疫情的失控，香港的「張弛有度」，給人們提供多一個角度去思考兩制的長短優劣。

《基本法》有關特區政治體制的規定，是否體現了三權分立？確認了特區的政治體制「是」或「不是」三權分立，有什麼實質後果？

雖然有了《國安法》這根「定海神針」，但要把香港推向「攬炒」的力量依然存在，大規模的社會動亂依然極可能發生。堅持如期進行選舉，無異於要引爆一個政治火藥庫。

如果泛民議員走一批、留一批，留下的本來不是抗爭派，留下之後都要變成抗爭派。除非泛民總辭，否則立法會來年仍是不會平靜的。

因不擁護《基本法》而被取消參選連任資格的議員，可以繼續出任議員，因為參選人和在任議員違反了擁護《基本法》的要求，有不同的法律後果。

押後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空缺問題，在《基本法》的條文裏找不到解決辦法。這又一次說明《基本法》有修改的必要。

《港區國安法》的英文譯本與原文的歧義，反映了香港和內地法律制度的差異。這差異令《國安法》在香港公布實施遇到難以解決的矛盾。

《港區國安法》是根據《基本法》第18條在香港公布實施的全國性法律。第18條的有關規定，有幾個問題值得探討。

如果《國安法》是《基本法》的「下位法」，《國安法》就不能牴觸《基本法》；如果兩法同級，則《國安法》不會因與《基本法》不符而失效。實質的問題是：兩法之間是否有衝突？

要讓一國兩制重新上路、行穩致遠，必須總結回歸以來的經驗教訓，做好「第二次回歸」。

每次立法會選舉都有自稱「中間派」的人參選，但這些候選人當選後，都被歸入兩大陣營之一，最多被視為間中會背離陣營立場的動搖分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規定，列入人大常委會議程的法律案，一般經三次會議審議後表決，但各方面意見比較一致的，可以經兩次會議審議後表決。港區國安法是否屬於後者？

韓正說，香港國安立法，是為了維護香港社會穩定；有了這個前提，就要對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回應香港市民的關切。這是特區政府的責任。

已在香港公布實施的9條全國性法律，都沒有訂立個人可能干犯的罪行。港區國安法性質完全不同，將訂明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干犯這些罪行者將被檢控，由法院依法審判。

《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只針對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對一般市民沒有影響。但去年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也認為對一般市民沒有影響，結果卻釀成一場超級政治風暴。

「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舉世公認。」這話今天說不響亮。一國兩制成功與否，最有發言權的是港人。港人說它成功，就是成功。

《國歌法》在全國已實施了兩年多，香港的立法不能任意拖延。國家安全立法更是已拖延了23年，有什麼解決辦法？

「兩辦」對香港的情況和香港某些人物的行為公開提出批評，如果算是「干預」，那並不是所有「干預」都違反《基本法》。

為什麼《基本法》第22條只提「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而不說「中央和地方所有機構」？

有關《基本法》第22條的爭議涉及兩個問題：一、「兩辦」是否受第22條的約束？二、「兩辦」批評立法會議員在內會的表現，是否干預香港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多個國家的民選領袖在疫情爆發期間民望都明顯上升。香港抗疫工作做得很不錯，但親自領導抗疫的行政長官民望卻未見上升。

今年4月4日是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最有意義的紀念活動，是探討《基本法》有哪些條文需要與時俱進，有哪些實施的制度和機制需要設立和完善。

香港的經濟自由指數連續25年名列第一，今年首次跌至第二。但另一個全球第一，香港肯定確保不失：在全球所有人均GDP不少於兩萬美元的國家和地區中，香港的堅尼系數稱冠。

香港人支持「民主」多於支持「愛國」。在選舉裏打着「愛國」旗幟的一方，要輸給打着「民主」旗幟的一方。

財政司司長宣布，未來連續5年，政府開支都要大於收入，而且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遠高於以往。這會不會牴觸《基本法》？

人人派1萬的預算案，當然是大多數市民歡迎的。政府沒有決心和能力治本，推行社會改革，促進社會公平；唯有動用資源治標，用一次性紓困措施減輕市民的壓力和怨氣。

建制派陣營、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必須有兩手準備：一方面盡力防止立法會在9月「變天」，另一方面要為萬一變天作好打算。

政策水平愈低的人，愈容易有「寧左勿右」的傾向。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央官員如果具有較高的思維能力和政策水平，可以更準確有效地落實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

市場上有多少口罩可供市民購買，特區政府心中無數。口罩荒是全球的問題；搶購口罩的現象不是香港獨有。正因為這樣，政府有一個安定人心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