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管治問題與競選承諾
「政黨說爭取什麼,不用計算成本效益,不用研究是否可行,也不怕選民會來『追數』;行政長官選舉卻不能——不應——是這樣。政綱裏列出的各項計劃,不應是取悅公眾的空話,必須以嚴謹的政策研究為基礎。」
「政黨說爭取什麼,不用計算成本效益,不用研究是否可行,也不怕選民會來『追數』;行政長官選舉卻不能——不應——是這樣。政綱裏列出的各項計劃,不應是取悅公眾的空話,必須以嚴謹的政策研究為基礎。」
高 IQ 的領袖認識到「人」的因素不能忽視,於是把 EQ 加到自己的工具箱裏。有 EQ 的領袖有知人之明,但他們所「知」的,往往只是和自己相似的人,他們明白了解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的重要,於是就要 CQ。 香港很需要多一些有 CQ 的領袖。
莊子這些話裏所包含的道理,其實並不深奧,在實踐中很容易找到例證。然而,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時刻記着這些道理,保持警惕,不因一時之得而忘乎所以,不因一事之失而灰心喪志。
無數實驗證明,真實的人,在博弈時很少會理性地作決定;而人們憑「非理性」決定得到的收益,又往往比理性決定好得多!對於政治博弈,這道理尤其真確。
即使泛民又一次聯名反對8‧31決定,絕不等於他們當中沒有人願意與中央官員溝通,也不等於溝通一定起不了作用。擺在面前的困難,人人看到,但既然中央負責官員說了使政改方案獲得通過是「硬任務」,那就應該迎難而上,不應放棄任何機會,不管多麼渺茫。
皮克迪(Piketty)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裏指出,美國和歐洲正在倒退到世襲資本主義,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教育失去了促進跨代社會流動的功能。美國的高校畢業生中,來自收入最高的四分之一的富裕家庭的比例,在過去40年從四成增至八成。如果這也是香港社會的趨勢,社會不公平便愈來愈嚴重,年輕一代愈來愈不滿。
耶穌是不是政治活動家?對於這個問題,神學家們有不同的見解;由於當中涉及宗教與政治的關係,在教會裏也時有辯論。我沒能力也沒意圖對這問題作評論;我只知道,根據《聖經》記載,耶穌具備一流的政治領袖所應有的才能和智慧。
行政長官普選辦法須保障行政長官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這就是8.31決定對普選辦法所作的限制。如果提名委員會的運作有充分的透明度,它是不可能任意把中央政府不喜歡的人篩掉的。一個切實可行的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向所有不同派別包括泛民主派的人開門,同時又要有效防止與中央政府對抗的人成為候選人。這樣的方案,完全可以在8.31決定的框架內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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