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開放之路

編按：香港城市大學郭位校長主持《大問於市：與全球頂尖校長對話》系列視頻節目，展示世界各地的教育特點、面臨的問題和解決的方案。在每集節目中，郭位教授都會與一位世界頂尖的大學或中學校長對談，討論世界各地的教育發展和優點，前瞻未來社會的教育需要。

一連八集的系列分別拍攝和訪問了德國、南非、印度、日本及中國等多間頂尖學府，以下是第六集《 中國科學院院士──前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張杰教授 上集》的內容摘要。

帶領上海交大躋身世界頂尖

中國大陸的優秀大學，如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四川大學等近年進步很大，與世界快速接軌，卻又面臨國際化過程中的各種迷思。芬蘭的學生到高中前都沒有考試，在世界學習測驗中卻常常名列前茅。中國的學生承受沉重的學習負擔，學校開始「減負」，家長們卻又擔心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線，可見教育問題的紛繁複雜。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教授與中國著名高等教育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張杰教授交流，分享中國高等教育發展路向，以下是兩位學者的對談摘要。

郭位教授（以下簡稱郭）：張杰教授是上海交通大學前校長（2006-2017），中國科學院的院士。張教授帶領上海交大成為世界第一流的大學，他是核子物理學家，也是一位教育家，我們今天就想談談教育。教育對歷史的影響很大，對世界的進步影響更大，請張教授談談當初學習的過程，給大家參考。

77級大學生求學如飢似渴

張杰教授（以下簡稱張）：我的經歷應該說是現代中國歷史中，一個具代表性和獨特的例子。我是77級大學生（編按：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後首屆大學生）。中國當時改革開放，開始重新正常地招生的第一屆，因為文革有10年時間，大學沒有正常招生，所以當我們報考時，是有10屆、實際上是共11屆的高中畢業生報考。

我運氣較好，那年正好高中畢業，就開放高考了，因此有幸和我的同學有4年的同窗之誼。我所以特別提出我這些同學，原因是同學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精英，他們有10年時間沒有機會系統地接受大學教育，所以一旦有機會，都如飢似渴地去學習，讓我們這些剛剛走出中學校門的學生，感到非常震撼。同學對知識的渴望和發奮努力，對我以後的學習和工作，產生了很大影響。

郭：我是1972年台灣清華大學畢業的，當時生活很平淡，但是大家對學習的熱忱還是非常高，對於求知的欲望還是不錯，我想跟大陸很相近。你在大學那幾年，有什麼特別值得跟大家介紹的嗎？

張：我現在印象最深的有幾件事情。首先是當時的生活還很困難，我剛剛去大學宿舍第一次去打飯，突然意識到食堂裏的玉米麵窩頭是不限量的，我感到非常的興奮，因為那個時候，我在中學時糧食是不夠吃的。所以這是我的第一個印象，有飽飯吃了。

第二個印象是全體同學都非常刻苦，如飢似渴地學習，這構成了一個非常好的氛圍，還有特別重要的就是老師，他們也是十幾年間沒有正經的課好教了，所以恨不得把畢生所知所學都傳授給學生。這些方面，對我們那一代的學生都產生了重要的作用，但我覺得最重要的，其實是那一代學生和老師傳遞給我們的激情和夢想。

遇上影響深遠的好老師

郭：張校長你從內蒙到北京，一直做得這麼好，你覺得在學習過程中，你跟老師們接觸，有什麼特別值得思考之處。

張：對我個人來講，回想起來有幾件事情對我的影響非常的大。首先是在大學三年級和四年級，遇上了一批非常出色的老師。例如當時的量子力學老師羅遼復教授，是一位非常好的理論物理學家，給我們詮釋物理學的美，所以物理學的唯美概念，深深的扎在我心中。

另外一位老師是電動力學和電磁學的馮啓元老師。他當時是留蘇的學生，他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說全世界有非常好的理論物理學家，也有非常好的實驗物理學家，但是只有兩個人既是非常好的理論物理學家，又是非常好的實驗物理學家，一位是當時蘇聯的朗道（Lev Davidovich Landau），還有一位是美國的費米（Enrico Fermi）。這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心，當時就查了很多關於朗道和費米的經歷。

郭：除了專業以外，你在其他的課程上有沒有什麼心得？

張：我在大學另外一個收穫，是到了大學突然有這麼大一個圖書館，所以除了專業課程之外，很多課餘時間主要都是泡在圖書館。很多同學總以為我在裏面讀專業書，其實我那時主要是看了大量以前很想看，但沒機會看到的中外文學名著。這也培養了自己以後對很多自然科學和社會的事情的興趣。

我先講一下，我怎麼後來開始做聚變物理。在我希望從理論逐漸地轉到實驗物理的過程中，我當時意識到在大陸，可能只有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才有這種做實驗物理的。所以後來我報考了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之後到了英國的牛津大學和盧瑟福實驗室（Rutherford Appleton Laboratory），從事激光射線和激光聚變的研究。

當大學校長與做研究的取捨

當大學校長對我來講是一個偶然，因為在2006年，當時從國家發展的角度，覺得中國正需要高等教育的領導人，當時我正在研究的第一線，所以國家希望我去做大學校長，我說實在的還是有一點猶豫，因為這就意味着放棄自己的科學研究，但是當時我被說服了，主要就是我作為大學校長，把自己對研究的熱愛，以及對於民族、國家的責任感，傳遞給更年輕的一代，可能對於國家發展更加有意義，所以我從2006到2017的11年間，在上海交通大學擔任校長。

郭：其實張校長也給了我們許多的啟示，其中一個就是剛剛說偶然這件事情，現在年輕人常常講生涯規劃，有的人也認為社會上給他們的機會不多，其實我想這種講法都是不正確的，如果一個人按部就班好好做事，社會給我們的機會其實是非常多的。

你剛才講的很令我感動，就是說你認為放棄研究當校長，對做研究是一種損失。如果張校長不放棄研究的話，以後有可能拿諾貝爾獎，但是你放棄之後，在教育的貢獻很大。你剛剛講，說對社會的貢獻，我想我不知道現在年輕人，有這種想法的人多不多？

培養社會責任感與情商

張：我覺得一個人的責任心，其實是他未來成功與否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要素。每個人的發展會有各種各樣的機遇，機遇的多少其實是和這個人，他本身的責任感，他的社會公益心，當然也跟他自己的專業、成就都是緊密相連的。

郭：就是說如果有責任心，照你的講法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也要想想對社會的貢獻。照美國式的講法，就是社會責任感，社會給了我們很多，我們對社會應該有點回饋。

張：我經常喜歡和學生們講，就是一個人成功或者安心立命，他既需要智商又需要情商，智商可能決定他能夠考上什麼樣的大學，但是情商會決定他一生，究竟可以走多高走多遠。我腦子裏面的情商和現在社會上一些人解釋的情商不完全一樣。我覺得最根本的情商，是對人類，對自然界，對社會的熱愛。

郭：這是我們在學校裏，好像大部分學校都沒教這件事情，就像你剛才講，說一個人智商很好，分數可以很好，也可以讀很好的大學，很好的學科，甚至很容易拿到歐美的博士，但是他拿了學位之後，好像就有點失落了，因為就像你說，他沒有想到除了考試以外，對社會能夠做什麼事，甚至於對他自己的發揮，能有什麼事。這就是情商，這情商還要考慮到對社會的責任。

（編按：郭位教授與張杰教授的對談下集再續。）

《大問於市：與全球頂尖校長對話》系列之六

郭位教授簡介

2008年獲委任為香港城市大學校長。畢業於台灣國立清華大學核子工程學系，1980年獲美國堪薩斯州大學工程學博士學位。郭教授是早衰期可靠度研究的先驅，在電子系統與核能可靠度設計研究方享有盛名，並在納米可靠度研究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因此於英華之年獲選為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亦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及俄羅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和加拿大工程院國際院士。服務城大之前，郭教授擔任美國田納西大學工學院院長，並為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高級管理團隊成員。郭教授也是教育專家，對於當代教育在全球面臨的挑戰尤為關切，出版了中文專著《心件：大學校長說教育》（英文版Soulware — University President on Education），引起很大迴響。

本社編輯部

View all po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