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的持續不斷的改革開放過程中,香港將得到源源不絕的發展機遇,但香港也必須在制度、法律、政策、規則、教育、培訓、政府施政和社會投入上作出艱辛的改革和提升後才能把握好和用好那些機遇。
最保守的日本企業文化也正在經歷改革。中環資產投資基金創辦人、行政總裁兼投資總監譚新強認為,聰明的領導人知道中國經濟並非一片美好,開始意會到企業效率的重要,並提出幾點建議幫助中國企業改革。
儘管面臨各種挑戰和經濟體制機制的不足,中國迄今為止成功地保持了快速增長。值得一提的是,進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及其利潤也在2022年前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增長。那麼,為什麼過去大多數悲觀的預測並未實現呢?
儘管有着黨中央的集中領導,地方政府在經濟方面擁有很大的影響力。考慮到國家的龐大規模和每個地區的不同情況,中央與地方的博弈已經有幾千年。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策演變中,地方政府的利益和作用不容忽視。
為了全世界的和平發展,政治的多極化和安全的多極化很重要。美國極度害怕多極世界,並力爭維持一個已經不復存在的單極秩序,但多極世界比任何其他秩序都更符合美國的利益。
2024年來到,兩岸領導人分別發表新年賀詞,在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指中國目標很宏偉,也很樸素,歸根到柢就是讓老百姓過上更好的日子。而在台灣,總統蔡英文則強調,台灣議題要以台灣人共同的意志來做決定。
在那個百業待興的年代,香港大學建築學院以黎錦超教授為代表的先賢們架起了中外建築學術界的橋樑,增強了國際學者對內地建築學的認知。30多年前先輩撒下的種子,在今天結下了豐碩的果實,讓筆者這樣的年輕人受益。
自百年前「為中國而立」這命題的提出到今天,不同的人在不同時期對「港大為誰而立」提出了不同的說法,他們有是為了考量昔日大英帝國的利益,更多的是基於對國家和香港的的關懷和熱愛。
新的世界秩序可能看起來十分複雜,但正在發生的改變意義深遠,也將為許多人或企業,甚至國家提供更公平的競爭機會。對企業而言,它們應該沉下心來,認真地審視和思考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他們來說意味着什麼。
儘管歷年來都有跨國公司因為不同的原因離開中國,但大部分的跨國公司亦會依然繼續在中國經營和進行投資,同時亦有新的公司進來,或者發展新的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係。
中聯辦主任鄭雁雄表示,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化化的應有之義,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首要任務,亦是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必由之路。
洪勝生老師在福建師大附中退下教席後,並沒有中止其傳道、授業、解惑的事業,反而積極地在紙媒開闢新天地。他以其累積了數十年、已達爐火純青的語文教育功力,提煉出一則又一則的金石良言。
這一切,如同國家領導人對紐森說的:「中美關係發展到今天,成果來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中國始終堅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中美要告別零和博弈,理應從更高戰略角度和更遠政治視野來思考中美關係。
在東方,失敗者是裕仁,侵華結局是吃了原子彈,但居然逃過戰犯之罪,還當了虛君44年,日本變成美國附庸。毛澤東「抗美援朝」勝利,換來25年的自力更生,中美和解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換來45年的脫貧致富。
當跨國企業認為他們在香港可以建立區域中心時,這無形中亦會給香港人,特別是香港的年輕人,提供更多高質量的就業機會,特別是在複雜環境中所需的戰略規劃和思考能力,以及帶領大規模團隊(往往是跨界)的領導力。
未來之路離不開「創新」二字。中國已經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經濟總量、發展水準等因素,決定中國已經不可能再繼續複製別人的老路了,必須走出一條創新之路。
中國改革開放後所經歷的有成功,亦有不成功,但總的來說,中國取得的進步是比較多和顯著的。而且因為它內在的「試驗、學習、調整」的規律,它亦形成了一種自己修復的能力。
18世紀英國已是世界第一大國,但等到1840年才發動鴉片戰爭,擊敗大清。最終,這段百年不遇的變革,成功是日本1856年的明治維新,1861年取消農奴制度的俄羅斯帝國,但國力已強是美國。
自從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不斷地透過「試驗、學習和調整」的機制,並運用它大規模的組織能力,使整個國家具備高韌性的發展,在困難中始終擁有一股向上的力量,這是我認為中國可以的原由。
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在科技發展的一些範疇亦處先進國家前列。中國的物質文明,將在美國政府全力阻撓下繼續前進。但如何繼續發展中國精神文明,及促進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相協調將是關鍵。
父親已去,我唯希望在文字裏「留住」他。我把父親彌留之際我對他說的一些話收錄於此:思想者的生命是思想,這一代一代的學生中,一定會有些人將您的經濟學理論和思想傳承下去,這就是您生命的延續。
我意識到,「中國現代文明秩序」還遠未建構完成,在建構的過程中,還不免會遭遇到困難與挫折,但它是無數代中國志士仁人的歷史共業,已形成沛然莫之能禦的思想力量。
中國170年的現代化歷史中,每個時代志士仁人心中鼓動着的無不是強烈的「救亡圖強」的意念。在這裏,我必須指出,「救亡圖強」之外,中國現代化還有一個更積極性的目標,那就是「建構一個中國的現代文明」。
香園圍村與深圳河之間,有山丘名為白虎山(亦稱白花山),是新界地區最北山丘,居高俯瞰,邊境形勢及附近地貌山林,可盡收眼底。往昔這範圍屬於邊境禁區,因近年逐步開放,走訪鄉村或行山路徑今時多了選擇。
在北京,全國人大代表、外交部部長秦剛首次以外長身份出席中外記者會。他說,當今世界正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將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定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
江澤民年前逝世,是非功過定論有待時日;北京高調紀念,難免勾起一些回憶。我40多年前就開始和他共事,及至他離任前還有純業務交往。現在時髦前傳(prequel),不妨分享一下他如何最早得到最高層賞識。
自1980年代以來,無數內地官員、企業和各界人士紛紛來港學習香港的先進經驗及學習西方現代文明。香港成為中國大陸通向海洋、與國際接軌的出口,亦即中國大陸文明與海洋世界文明的交匯點,這種作用還適用這時代?
改革開放初期,廣東人才輩出,他們敢於探索創新,有魄力,努力不懈,不計個人得失,特別是與香港人視如親人,建立了互相信賴合作的同胞之情,其中一位便是黎子流先生。
中國改變嚴格封控是好事,但政策轉變牽涉面廣,民眾未必有足夠心理準備,在未來一段時間,放寬管控也許會帶來極大衝擊!防疫措施突然急轉彎,內地政府必須做好宣傳教育工作,教導民眾在新措施下應該如何自處。
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教授出版新書《開新篇:香港的改革與開放》,就香港的改革、開放以及如何更好地參與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出不少觀點。
現在北京放棄了重視軟實力的做法,改以市場和金錢作為誘餌、經濟脅迫作為手段,執着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意識形態鬥爭,令最終能夠輸出「中國模式」、扭轉西方的體制壟斷的機會,愈見渺茫。
面對着中共回歸馬克思列寧主義,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告終,以及習近平對市場經濟的懷疑與戒心,香港和一國兩制的地位早已亮起了紅燈──即使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在習近平眼中可能也是不值一顧。
現時中國形勢雖然略為佔優,仍要如履薄冰。從這個角度看,不論是抗疫防疫的長期措施或供銷系統的調整安排,筆者認為,都是為了應付灰犀牛或黑天鵝隨時有可能出現的局面。
我們在強調國際金融要創新發展,香港金融產業和虛擬資產市場要不停頓地往前走的同時,亦要了解到過去一段時期過度積極地不干預資本剝削的缺失,同時要照顧到社會基層民眾今後對改善民生方面的熱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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