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語為「生命體」

近期社會事件，跟廣東話密切相關。

普通話及廣東話的角力

教育局在介紹「語文學習支援」網頁的文章，注釋廣東話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引起不少港人的反感。教育局隨後予以澄清：「廣東話是大部分本地人口的母語和中文口語。教育局致力提升學生兩文三語的發展。」

過去備受社會關注的印尼傭工，涉嫌受僱主虐待的連串事件，也被認為跟廣東話相關。學者何建業便以印傭聽說粵語的能力，檢視印傭在香港的待遇，並探討其成因。一般人印象為菲傭善用英語，教育程度較高；印傭因為多照顧長者，於就業前有接受粵語訓練的機會，構成了她們在香港工作較為有利的生存資本。她們來港工作以後又得到進一步拓展，使她們在外籍傭工中間造成了差異，雖然減卻了的語言障礙，未必就能使她們得到較佳的待遇。

也有學者以個人經驗及具體事件，整理出英語、普通話及廣東話在香港學界中的複雜互動與角力。不少學者在大學「國際化」、「重英輕中」的壓力下作出調適，包括怎樣以英語教授中國文化的題材，如何在中文與英文的學術出版裏作出取捨。此等掙扎皆因本地大學現今趨向採用的全英語教學語言政策（MOI），以及以英語出版等同國際級出版。學者的結論概括且非常中肯，認為以廣東話思辨本土議題，較能深入文化的基本，並激發學生學習的志趣。例如馬傑偉便強調母語作為文化肌理的重要性，並肯定廣東話多作為生活的「生命體」，是本土研究的原材料。他主張借用英語學術的資源，倡議以廣東話教授本土性強的科目，並努力在大學體制內外開拓粵語討論以及中文學術書寫的空間。

另一學者許寶強在「香港廣東文化的未來」研討會裏，也坦然提及放棄母語授課對不少本地教育工作者所曾帶來的苦悶、恐懼、羞恥甚至犬儒等心理狀態。

中文教學沒有共識

母語或中文教學在香港並不曾達到過一致的共識，更莫說以廣東話授課，其中複雜的心理，跟殖民地的職場或對畢業後工作前景的憂慮不無關係。許寶強回顧自六七十年代以來的教學語言政策，至九十年代「國際化」如何成為高等教育的議題，分析了2010年教資會發表的《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報告書，並見出其中「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之取向，及有關的種種關注與政策。許氏指出此等構思視英語授課為國際化的指標，並無助於本地與非本地生的融合，達成國際化的效果，甚至會令部分學生失卻自信及學習的動機。

許寶強以波蘭尼（Polanyi）「所有知識都只能是個人的知識」的理論作結，強調教育設計必須因應在地的社會脈絡，並另於學習的情感與熱誠，他提出以母語學習為前提，進行情感培育培力及學習的生活動力。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