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錢還是支援？
近年香港教育施政，很多時着眼點錯置在爭撥資源上，然後一如澳門以分錢、派錢交代。特別是教育創新的推動，已有點不作為，甚至後退的傾向。筆者在體系部門工作二、三十年，當然理解教育局是相對弱勢的行政部門，在中央及民間政經矛盾夾擊下，施政變得被動和謹慎。另外，在千禧初始年代的政府縮編大潮下，部門人手有減無增；相比近十年因財政收入增加而向學校多次追加撥款及資源，做成「弱幹強枝」局面，支援乏力，淪為「派錢機關」。
學校因為欠缺資金而阻礙教育創新，近年的確普遍不存在，但大多也因經年累積形形式式教研、新政而出現人手緊張，大多未能應付申請報批額外經費的行政工作，導致有錢無人用，不少甚至滾存幾百萬校本儲備的「水浸」局面。所以區區一、二十萬的STEM教育專項經費，未能產生足夠誘因讓學校深思相關課程和教學創新的研發。筆者早前文稿也曾指出，「因為教育局對津貼用途的限制比較寬鬆，很多學校在對STEM教育未有充分掌握前，大多抱着多方嘗試的心態」，使專款成為，外購培訓服務、組織教師交流、資助學生比賽等常規學校發展活動的補貼，最終對教師應付STEM教育發展，未能產生實質支援效果。
區本協作模式的思考
十多年前政府全面推動資訊科技教育，為學校提供額外津貼，以及設立不少教研發展基金，吸引學校自主創新。很多學校都欠缺經驗和技術團隊，只能靠部分先導學校「先行先試」，但成功案例轉移程度不高，只能成為相關部門試驗項目總結的點綴。
因學校傳統文化都是習慣各自為政，但單打獨鬥的教育創新非常吃力，也和信息時代鼓勵共創、分享的精神不符。雖然香港很早已建構「教育城」作為專業平台，可能因為工作定位問題，或是人員的教育專業問題，一直都只在個別技術層面發展，未能融入主流課程和教學核心。同時和大多數學校的關係比較疏離，成為教育體系的一種裝飾。在過去幾次香港資訊科技教育成效檢討，均顯示學校只能達成一些過時的技術或基建裝備指標，但學與教範式轉移不程度不高，教學創新落後。
筆者很早已提倡應該採用「區本支援網絡」模式發展，可依教育局行政分區，或是校網分區，建立區本學校網絡。可以是中小學分組，也可以中小混合。可以是「先導學校」帶動，也可以是自主組合。若果學校各自抽撥所需資源進行合作，或是政府試行將專項增撥資源，改為集中在區本分配，形成一種區本支援、共享體系，經費和技術投入更有效益。因為區本學校互相認識（大多設有分區校長會及教育局有舉行分區行政匯報），容易溝通。同區校情比較接近，研發目標比較明確。抱團教研會有更大動力，人手調配較為充分。發展以學與教主導，硬件和技術可以外購支援，更容易掌控成果。
筆者在交流STEM教育時經常調侃：「十萬、二十萬畀學校，真喺做醋唔酸，做薑唔辣。」如果把一、二百萬放在一個七、八間學校的網絡，可以體驗的器材和學習方案肯定更多，也可以建構學校之間的協作和分享文化。
中央主導的優勢
筆者關注內地教育發展多年，看到兩地在千禧初始相約時間進行教改和課改。但內地早期從體制相對落後，師資和硬件相對欠缺，到近期急劇追上，教研和創新都有很大的飛躍，原因除了教育經費大幅增加外，中央政策的引領和省市教育部門的支援也很關鍵。
過去十年，內地政府和民間，校內和校外，愈來愈頻繁的外訪和遊學、交流和研究，大大提升學校和教師的創新教育認知和信息教育技術水平，目前號稱已有覆蓋28國的STEM課程，在中國落地。在教育體制上，為要較好解決「學校差異」問題，過去幾年內地大力推動組建地區「教育集團」。由一所較有優勢及條件的學校成為「主導學校」，省市教育部門會主催和不同水平和情況的學校結對，成為一個「教育集團」。希望利用「主導學校」的發展經驗，扶持集團成員進行管理和教學變革。這種內地稱為「抱團」的教育模式，在很多地區都取得良好效果。最近有些地區也在試驗另一種區本「共建校」的合作模式，對於推動學校協作和科研發展，都會事半功倍。
有關STEM教育的推動，會是未來幾年的其中一項重點政策，也將涉及過千億的撥款，但基本上仍是由政府主導。以借用「創客教育」進行地區橫向科普教育的支持為例，可以由省教育廳領導，再在下屬市縣教育局協調，在分區建立形形式式的「創客空間」，利用各種活動、研討、比賽，作為區內學校及創客的交流平台，讓STEM教育遍地開花。
這些都是香港欠缺的支援優勢，不利STEM教育的全面發展。香港政策研究所最近成立「香港願景計劃」，在2017年9月底發表一份《推動STEM+ 教育──STEM教育的在地化與頂層設計》研究報告，其中也建議相關部要在課程規劃、素養架構、商校平台等環節負起統領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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