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前25年,何謂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這是哈佛文理學院院長威廉·科比在2003年一次通識教育改革會議上提出的第一個問題。當一所走過了近400年歷史的大學回頭審視自我時,這是一個最簡單,卻也最艱難的問題。
我在劍橋三一學院學習,這個學院所出產的諾貝爾獎經濟學獎獲得者超過了整個法國國家的獲獎者,進入這樣的環境可能自己感覺有一種預期,可能就會獲得一種信心,我們應該去進行新的發現,有一些新的探索。
在德國,衡量一所學校是否優秀有多方面的標準,而不僅僅是看學生的考試成績。因為當今社會和未來社會所需要的都不是只會考高分的學生,而是學會學習,學會合作,樂於助人,能對自己、他人及社會負責,獲得全面發展的人。
心懷感恩的人很少會妒忌他人。充滿感恩的人能更好地應對生活的壓力,具有更強的抵抗力。即使在困境中,他們也能發現美好的東西,其他人也會更喜歡他們。更重要的是,人們更願意幫助那些過去一直感恩他們的人。
教師自己是一個熱愛智力生活、對知識充滿興趣的人,才能夠在學生心中點燃同樣的求知熱情。教師自己是一個人性豐滿、心靈豐富的人,才能夠用貼近人性、啟迪心靈的方式去教學生。
歐洲模式至少有一個優點,就是如果某個學生確實很出色,導師的個人關懷可以多些。但是實踐證明美國模式,總體上有優越性,好處是博士生前期培養是大批量生產,標準化,保證基本品質,同大批量生產汽車是一個道理。
Angela Lee Duckworth 斯辭去企業管理諮詢行業的工作後,到紐約的一所公立學校教七年級學生數學。她很快意識到 IQ 並不是將成功的學生和那些掙扎過但失敗的學生區分開來的唯一標準。在這裏,她解釋了她自己的理論——成功的先兆是「毅力」。
大學改革,應當稍安勿躁。從15年前的大學擴招到今年的要求600所大學轉為職業教育,一路走來基本上都是對於先前政策的調整與否定。這樣不斷的急轉彎,非常傷人。辦教育的人要懂得,一個錯誤的決定,必須用十個很好的主意才能彌補過來。
「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恐怕這個問題本身就有問題。傑出人才是培養出來的嗎?也許不是。傑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種有利的環境中冒出來的。所以創造環境,或者說「培育」遠比「培養」更重要。
中國有句古話說:三歲看大,七歲看老。中國人在商業社會裏坑蒙拐騙的現象比比皆是。很多小企業都陷入這樣一個慌亂中間,而在這樣一個慌亂中我們應該怎樣教育孩子?
承認創造性破壞和競爭在短期內可能會很難,但它們是唯一可靠的手段,可以長期提高每個人的生活質量。這將增加消費者的教育選擇,並推動政府辦學質量改進。
世界依然困擾重重,環境難以持續,不公平、不公正、不安、焦躁處處,令人畏懼。你如何把恐懼轉化為促動力,成為未來的想像者,和困難的解決者──承擔各種不可能的挑戰和任務──不輸給風雨?
第一步是重新激起「教育為什麼要存在」的討論。如果我們停止問「如何進入一所好學校」,然後開始問「教育如何能夠幫助一個社會變得更好?」那麼我們就開始關注真正重要的問題了,或許會有足夠多人意識到這真的有問題,並開始採取具體的步驟去切實改變。
康德之所以認為教育是人生「最困難、最大的問題」,其實是要提醒成人明白這樣的道理:不可以只將教育視為幻想和美夢,也不應該畏懼教育的複雜性,而應從人的發展出發,立足當下,面向未來做出我們可能的努力。教育是一種異常複雜的工作,許多時候我們已經相當盡力了,卻往往效果甚微,甚至還會遭遇冷嘲熱諷,以至打擊壓抑。同樣的觀點也影響了他以後的教育大家,如弗雷勒有《十封信:寫給膽敢教書的人》,費爾南多也有教育是一種「勇者之為」的論述。 教育之難,難在對教育性質與價值的理解上,它會影響教育的路徑與方法的選擇。康德認為:幫助幼兒成為獨立生活的人的活動,就是教育。這樣的活動必須讓兒童自己去了解和領悟自己作為一個人所應盡的義務、責任和行為,這樣才能使他們在教育過程中慢慢成為一個人。 教育之難,還難在知易行難上。作為教育者,我們在教育過程中必須心存人的觀念、人的尊嚴來教導兒童。所謂人的立場,首先要求我們自己成為一個獨立生活的人,所謂得人成人。所以康德認為「教的人要受過教育」、「沒有受訓練和教導的,就不適合教學生」。對這樣的道理我們沒有幾個不明白,但在實際教育中,我們常常會將「人」弄丟的。 在今天,康德關於教育是人生「最困難、最大的問題」的論斷提醒我們,作為教師必須警惕打着教育旗號的反教育行為,學校出台的校規校紀不可以違反法律,也不能傷害人格,但事實上這類校紀校規屢見不鮮;還有作為教育者,面對當下行政推動的種種「教學模式」可能導致的負面效應當有敏銳的反思與批判。 康德有句名言:「有兩樣東西,我們愈是持久和深沉地思考着,就愈有新奇和強烈的讚嘆與敬畏充溢我們的心靈:這就是我們頭頂的星空和我們內心的道德律。」康德的哲學,實質上是一種批判哲學。一個明智的教師,會時刻反思當下教育實踐的具體現象和問題,探尋這些現象與問題所產生的根源所在,進而思考解決這些實踐和問題的路徑與方法。 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說:「雖說我們的一切知識都開始於經驗,但是並不能因此就說——知識都來自經驗……因為很有可能,即使我們的經驗知識,也是由我們從印像中接受來的東西和我們自己的認識能力從自身(不過由感性印像而誘發)所提供出來的東西二者複合構成的。」他認為知識必須符合對像,認識主體要圍繞認識對像轉。由此生發開去,教育者要走出教育的困境,是不是應該思考和探索教育如何從教育對像出發,圍繞教育對像轉的教育路徑與方法,從而慢慢改善當下的教育困局與生態。 原載《中國教育報》2016年3月14日第九版頭條 (封面圖片:wikimedia commons)
在大家的認識中,教育是關於孩子的「可能」的事業。好教育,就是創生出更多的發展機遇和可能;壞教育,就是掐滅孩子原本的種種「可能」。德國哲學家康德儘管對教育的專門論述並沒有杜威多,但他對教育的認識,卻對後人影響深遠。 教育唯一能做的是使人性走向完美 《康德論教育》在談及教育的功能時有這樣的表述:「教育最大的秘密便是使人性完美,這是唯一能做的。」康德強調「改善人性完全在於良好的教育」,換個說法就是能使人性慢慢變得完美的教育才是良好的教育。 當一個人「經過教育繼續改善人性,提高人的品格,使人性具有價值」,是非常可喜的。遺憾的是我們現實的教育除了做練習,還是做練習,即便是打着各種各樣素質教育旗幟的「教研」與「教改」,其指向幾乎都是考試效率與升學指標,很少有着眼於人品與人性的。 面對教育效率崇拜的現實,我們這些教育人更應當去尋找實現改善人品與人性的教育路徑與方式。讓人走向美好的教育,要的絕不只是血淋淋的拼搏與戰鬥,還要有閑適與享受:享受生活、享受藝術、享受文化……即所謂「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身為教師,我們如果連使人走向美好的幻想和美夢都放棄了,剩下的要麼就是同流合污,甘心淪為幫凶;要麼就是在悲觀與恐懼之中苟延殘喘。 我們既然選擇了教師這一職業,就當面對現實,不畏艱難,在有限的空間,做出力所能及的改善,至少可以在課堂上從本心出發,以飽滿的激情,在自己的教育哲學思考中,努力改善課堂生活質量。 在康德看來,習慣的養成是一個漫長的、漸進的過程。這漸進可能是幾代人的,因為人的天賦不可能自行發展,要發展人的天賦就需要教育。好的教育一定是基於具體的個人和場景隨機而行的,好教師自然能根據具體的情境自由選擇和運用教學計劃與方法,相機而教。教育要讓人走向完美,對具體的個體而言,只能有一個大致的目標,讓人們各自去努力,而不是要求所有的人用同一種方式去達成同一個目標。 教育不是工業化生產,不是製造標準件,用大工業時代的理念來做教育顯然不可能提升人品、改善人性的。如果我們看不清這一點,自然會被時下紛亂的教育「改革」所迷惑。 康德倡導使人性完美的教育,借用尼采在《論我們的學校未來》中言:「現代學校教育的目的將必須是:讓每個人獲得進步,讓所有的個體都能得到發展。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增加知識,並從知識中知曉,他們可以獲得最大可能的幸福和收益。每個人都將必須有能力去準確地評價他自身,將會必須知道他能從生活中得到多少。」簡單來說就是教育要讓每一個人都獲得進步。 ...
為什麼我們期望教育體制去行政化?行政化最大的問題就是價值導向,行政化會讓教育含量很低的甚至沒有教育含量的量化指標和行政指標來裁決教師的質量,這樣造成的結果不言而明。
從前我們挑學校,說一個學校好,一般會說這個學校的師資力量好,教員很好,風氣很好,學生在裏面都好好學習、不瞎鬧,管得比較嚴,是這樣看的。
從前我們挑學校,說一個學校好,一般會說這個學校的師資力量好,教員很好,風氣很好,學生在裏面都好好學習、不瞎鬧,管得比較嚴,是這樣看的。
「孩子往往視教師為楷模,相信他的每一句話,無條件地完成他的要求。」——蘇霍姆林斯基 Vasyl Sukhomlynsky(1918—1970)
昔日的教育過於看重文化,不夠尊重自然;而後來的教育又太過自然,沒有足夠的文化。昔日過於重視知識傳授;後來則相反,沒有給予知識傳授以足夠重視。
昔日的教育過於看重文化,不夠尊重自然;而後來的教育又太過自然,沒有足夠的文化。昔日過於重視知識傳授;後來則相反,沒有給予知識傳授以足夠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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