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不教乃父之過？

兒童在日常生活共處中受父母薰陶，人力資本大部分由家庭和父母身上獲取積累而得。Alfred Marshall在其名著《經濟學原則》（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提出：「人所能投資的資本中，最大部分為人力資本，其中以母親為最重要的元素。」

Marshall的論點一語中的，極具先見之明。近數十年來，有關研究在在顯示，就子女未來成就而言，無論在入息抑或學業成績方面，母親學歷都是最佳指標，而非父親學歷。這其實不足為奇，皆因子女一般與母親共處時間最長，而親子時間正是父母作出人力資本投資的必要條件。

人力資本 傳承要素

醫學研究亦發現，若父母患有精神分裂，子女患病的機會亦相應較高；假如患者為母親，則子女罹患此症的可能性就更大；可見相處時間的確有極大影響，是傳承人力資本的一大要素。

有些兒童於貧困、居住環境惡劣的家庭長大，但仍能出人頭地，皆因受到長輩（大多是母親，或者祖母）悉心照顧提攜、愛護、激勵鞭策。

教養子女是費盡心力的重任，即使家境和生活環境欠佳，亦能藉親子教養彌補。1960與70年代，美國總統詹森發動名為「抗貧戰爭」（War against Poverty）的大規模社會計劃，希望透過派錢方式資助家庭，以改善下一代的生活水平。

可惜計劃最終成效不彰，皆因未有理解貧窮的真正根源，其實在於缺乏願意並可以花大量時間悉心照顧子女的父母或監護人。養兒育女正是不能單靠銀彈政策完成的任務。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亦曾表示，由於母親長時期不在身邊，祖母在其成長中擔當的角色至關重要。

研究顯示於兒童幼年提供教養的裨益。芝加哥大學教授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赫曼（James Heckman）對種種計劃作出評估，結論是若於幼兒階段介入教育方案，能影響10歲以後就難以改變的智商，以及其他足以左右兒童未來成就的非認知技能如責任感和幹勁，從而為兒童帶來極不一樣的人生。

至於職業操守、家庭價值、婚外情、未成年懷孕、犯罪行為、宗教觀、誠信、快樂等問題，都關乎家庭教育。穩定而關愛備至的家庭，是殿定子女日後成功的基石。既然子女無法選擇父母，就有必要透過種種措施介入維繫家庭，並為幼兒提供穩定而有助其成長的環境。

當前香港青少年備受家庭不穩定困擾，情況堪憂。根據2016年人口普查，在12至18歲青少年組別中，有4.1%不與父母同住，18.3%居於單親家庭；。此現象並非新猷，1976年人口普查顯示，同一年齡組別中，高達11.5%不與父母同住，居於單親家庭亦達16.1%。

香港長久居民面對的家庭不穩定程度，遠比新移民嚴重。2016年，屬單親家庭的12至18歲青少年組別中，有1.5%與在過去20年間來自內地的移民單親（父或母）同住；反觀與長久居民單親同住的則高達16.9%。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Raj Chetty更發現，美國社區中單親父母百分比，是顯示兒童長大後向上流動機會的最佳指標。父母保持婚姻關係，且居於較少單親家庭社區的兒童，其日後向上流動機會也較高。因此，鄰舍效應亦可能是另一影響因數。

究竟青少年如何受父母薰陶？穩定家庭對人力資本投資相當重要，母親的角色更是不可或缺。在就業取向方面，父母是子女的榜樣。種種有關兒童志向的研究早已印證，子女往往追隨父母，子承父業尤其普遍。

當今經濟環境瞬息萬變，父親在職場人脈一般較母親為廣，可為子女提供較佳就業意見。2016年，12至18歲青少年組別中，不與父親同住的佔17.5%；另有2.1%則與在近10年間來自內地、不熟悉本地就業機會的父親同住。

在全球化的大前提下，面對顛覆性科技的衝擊，以及就業地域的轉變，即使與父母同住的青少年，亦難以在職業上作出合適抉擇。非與父親同住者處於更惡劣形勢，這群青少年亦大部分來自低收入單親家庭。

政商合力 責無旁貸

校方在這方面往往幫不上忙。一般而言，教師本行圈子甚窄，對職場機會所知有限，學校就業輔導處發揮作用不大。畢竟對就業情況具專業知識，方能協助青少年認清合乎志向和自身境況的就業選擇；這與就業轉介服務有所不同。

關於職業發展輔導服務的不足，可由僱主和僱主協會彌補。青少年開始着眼前路去向，才剛逐步認識自己，暑期實習及就業營之類活動，可提供經歷引起他們自我了解和探索職場的興趣。

富裕家庭的父母早已慣於借助自身市場人脈，為子女尋求事業發展機會。家境較差以至單親甚或孤兒的家庭，就算具備可造之才，亦苦於難有此等機會。

事實上，由於缺乏好的輔導和實習機會，不少弱勢家庭的家長及子女，都誤以為爭取學業成績才是唯一出路，而忽略職業訓練，以致誤了子女前途，對僱主亦無益。因此，由僱主與僱主協會通力合作，或再加上社會領袖參與其中，為有志而具才華的青少年提供實習及就業工作坊等機會，必定大有幫助。

長遠而言，促進家庭穩定的政策亦有助力。不少本地證據都顯示，置業有助促進婚姻穩定、降低家庭破碎和夫婦離異的機會。

這方面可借助於以下兩種政策措施。在處理離婚協議和個人破產方面，有關法律和法院應設法保留任何家庭居所，保障子女。若能立例規定，應有助遏止部分離婚個案，更可減少放貸者的放貸意欲，皆因家庭居所受法律保障，不能取之以抵債。

至於公屋政策方面，則應鼓勵住戶置業而非租住，從而凝聚家庭成員，減少離異。

在新科技帶動的全球化趨勢下，世界不穩、變幻莫測，為增進經濟繁榮和社會向上流動機會，必須為青少年裝備好認知及非認知技能，並配合明智就業抉擇。假使未能勝任的家庭為數日多，學校又無能為力，則商界就有必要承擔此一重責。政府應予鼓勵，並從法律和公營房屋政策兩方面，探討如何改善家庭不穩定及其不良後果。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王于漸

現任香港大學金融學院經濟學講座教授、黃乾亨黃英豪政治經濟學教授，曾擔任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香港經濟研究中心創辦主任、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曾任芝加哥大學全國民意研究中心及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曾任多個政府委員會委員，包括中央政策組（兼任）、行政長官特設創新科技委員會、策略發展委員會、經濟諮詢委員會、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醫院管理局、房屋委員會、工業及科技發展局、土地及建築諮詢委員會、亞太經濟合作理事會（香港委員會）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1999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銀紫荊星章，表揚他對香港教育、房屋、工業及科技發展作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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